他是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任市长，也是唯一一位的宁波籍宁波市长。他是我国最早一批公派留学世界顶尖大学的海归之一，还在北大做了八年教授。
然而不知为何，无论《宁波市志》或是《鄞县志》，都没有收录他的人物传。
鄞县邱隘的学霸
他叫罗惠侨（1888-1972），出生于原鄞县邱隘张家瀛村。1907年毕业于宁波府中学堂，次年又考入清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预备科。
宁波府中学堂就是今天的省重点宁波中学的前身；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的历史则可追溯至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如今知名的985高校——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共同前身。
1909年，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在京举行。这场考试吸引了全国各地630多名优秀学子参加。由游美学务处中外考官主持遴选，过程公正且透明，考试难度极高，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清北强基招考。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两轮考试，最终录取首批庚款留学生共47名，远低于原计划的100名。在所有考生中，罗惠侨名列第七。两个月后，他登上了赴美的越洋轮船，同船的还有另外三名来自宁波的年轻才俊。
在那这次考试中排名第六的，是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权仅排名第44，并成了罗惠侨在美国的大学校友。而后来做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做过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等人都还是后一批的留美学生。
经过一年大学预科班补习后，罗惠侨于1910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造船工程——就是那个在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连续第14年位居全球第一的MIT。
又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他分别于1913年和1915年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这也是罗惠侨这个名字唯一见诸于《鄞县通志》的记载。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
归国后，罗惠侨曾短期出任过上海江南造船所的技术员，后于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理科教授，两年后兼任注册部主任。他前后执教北大八年多，直到1926年初调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专门教育司司长。
罗惠侨在北大期间的校长是蔡元培，他既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同事，也是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五四运动”学生代表的老师。
巧合的是，民国时期还有五位来自宁波的马姓兄弟——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也同在北大（含燕京大学）执教，后并称“北大五马”。他们和罗惠侨一样，都来自于鄞县的邱隘镇。
唯一的宁波人市长
历史上宁波首次作为单独的一个行政单位，可以追溯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设立的明州。此后它总被唤作州、郡、府，彰显其高于“县”一级的行政地位。
而作为城市型政区的“市”，在中国首度出现却只有百余年。1921年，当时孙中山所占据的“广州市”，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与县平等的市级行政区域。
同样地，宁波首次建市的决策亦带着明显的政治烙印。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底定蒋介石的老家宁波；4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为迎合这位未来的蒋委员长，浙江省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决定设立宁波市，赋予了这座浙东商埠“装饰门面”的含义。
此时浙江政坛正涌动着“北大系”暗流。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民政厅长马叙伦、教育厅长蒋梦麟、建设厅长程振钧等均为北大系人物，都与罗惠侨有着旧日同事之谊。
而加上蒋介石宁波老乡的这层关系，更使得罗惠侨当初被普遍认为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上有着天然的便利。
1927年5月，几乎与上海特别市设立同步，宁波获批设市；6月，罗惠侨获颁第一张宁波市长委任状，7月1日宣誓就职。从此，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被推上了家乡的政治舞台。
市长简任状（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地域回避制度，再由本地人出任地方一把手如今已几无可能。
这位在北大浸淫了人文情怀的首批庚款留美学生，怀揣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回到故土，甫一上任即发布了施政宣言，承诺推进土地登记、拆城筑路、兴建公园、改善卫生。
然而，丰满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迅速碰壁。
首先罗市长要面对的是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省里拒绝将宁波的营业税移交地方，土地税又因本地豪绅抵制而难以开征。管辖范围仅有45.6平方公里的市政府一度靠举债度日，不久便被迫裁撤了秘书处，还将教育局、卫生局降格为科。
其次，他又饱受权力掣肘。市公安局长由蒋介石直接任命，市长无权调度警察力量。当他试图取缔娼妓时，既失去妓院税收，又无力承担妇女技能培训的开支，计划最终搁浅。
当时的宁波政局混乱、民生维艰，高达65%的儿童失学率和37%的失业率，使得这位曾衣食无忧的北大教授和教育司长，不得不为建女子中学校舍而亲自担任“征募会委员长”，在街头巷尾进行募捐。
拆除千年罗城
不过罗市长最为后人所诟病的还是“隳城案”。这里的隳也念huī，特指毁坏城墙或山头的意思。
唐乾宁五年（898），明州刺史黄晟始筑宁波罗城。现灵桥路、长春路、望京路、永丰路、和义路、东渡路合围而成的环城马路就是原千年罗城墙的旧址所在。
宁波罗城范围示意（网络图片）
近代以来，宁波城墙作为城市防御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反而成为阻碍交通运输、制约城乡经贸发展的拦路虎。
为打破老城封闭的格局，罗惠侨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铁腕手段拆除了城墙，修筑起环城马路。而从古城墙上拆下来的城砖石料，则被用作建造华美医院和城乡居民房屋。
宁波华美医院旧址
凑巧的是，这座延续千余年的“十八里罗城”的始建者——唐朝的黄刺史也是位鄞县本地人。罗城由一位宁波老祖宗所建，却被一位喝过洋墨水的罗姓宁波人所毁，必定在积弊深重的古城招来巨大非议。
事实上，根据《鄞县通志》里收录的《宁波市政筹备处工程计划书》显示，拆城计划早在1920年便已制订，1925年公布实施——彼时宁波市尚未设立。
该计划开篇的第一章《建设》的第一节第一款就明确了：“环城马路以全城城墙拆去后之城基为路面”。
民国《鄞县通志•工程志》
志书的文献志里还收录着一篇鄞人作于1923年的《拆城》，充斥着对“古人筑城防寇仇，今人拆城利自谋”的不满。相关史料显示，宁波六门中的灵桥门和东渡门早于1924年时便已被拆除了。
由上可知，1927年才赴任宁波的罗市长无非是原定拆城计划的实施者，而在其任内掀起的大规模拆城运动也恰好证明了他强大的执行力。
搞拆迁总是会得罪人的，尤其当为拓宽道路拆除灵桥财神堂、为防治污染填塞濠河时，更遇到了本地商贾豪绅们的强烈反弹。
隳城造路一役为罗惠侨得罪地方利益集团而最终辞职下野埋下了祸根。
罗市长的政绩
在艰难的工作推进中，现代市政的轮廓逐渐显现。
在罗市长主政期间，对宁波市区进行了详尽的人口、户口调查，建立了土地登记制度并进行清丈工作，勘测市境区域共计68423亩，完成了摸清家底的基础工作。
市政府还拆除了一大批露天粪缸、私厕，新建起公厕40余所、尿斗百余处；又按照市政卫生要求，专门建造了两座牲畜屠宰场，城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改善。
中山公园就是在罗市长任内完成修建的。据《鄞县通志》记载，“中山公园系旧道署及后乐园等全部改建，占地约60余亩，费银11万元，动工于民国十六年（1927）夏，至十八年（1928）秋告成...此项工程均由宁波市市政府工务局绘图设计筹备处招工承筑。”
宁波中山公园内的逸仙楼（网络图片）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罗惠侨尤其注重文教建设。他将原府学文昌阁这座历史建筑迁移至中山公园，更名为“逸仙楼”，改作宁波市立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又将宁波府学原址改建为公共体育场，开甬上市民运动风气之先河。
在任期间，罗惠侨还夺回了宁波开埠之后长期由洋人把持的教育权。不仅收回了基督教会所办的甬江女子中学、三一中学、斐迪中学的校舍和管理权，还勒令教会学校不得将教义列为必修课。
私立甬江女子中学
他将一批市内县、区立中小学校改为市立，提高教师待遇、增添教学设备，经费由市府统收统支。同时改造私塾，对当时占教育主流的私塾教师进行培训；还兴办起平民补习夜校和成年妇女补习学校，以满足不同层次求学需求，试图扭转高企的失学率和市民文化程度低下的困局。
彼时，宁波江北岸的水域管辖权长期被天主堂和太古洋行占据，码头捐税尽入洋人之手。应爱国之士的呼吁，罗市长上任后便迅速修订了《宁波市暂行租用江河沿岸码头章程》，边呈报外交部边进行交涉。
由于外交权并不属于地方，直至宁波撤市并县两年后，方收复了水域主权，即所谓的“白水权”。白水权之争先后延宕共六年之久，离不开市、县两任政府前赴后继的努力，但破局者的功劳理应首归罗市长莫属。
辞职与撤市
罗惠侨入主宁波市政府时正值“四一二政变”之后，时局混乱导致党政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虽保持了清廉为民的工作作风，却低估了地方政治势力的盘根错节。以至于一位堂堂的宁波市长，居然被排挤出国民党宁波党部，连市党部会议都无法参加。
他那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科学管理思维，也在东方保守的人情社会中屡遭碰壁。市政府的一些革新举措，如土地登记、房屋拆迁等触及到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拒绝请托与决不妥协必然招致一些地方豪绅的仇视与污蔑。
1930年初，一封指控罗市长受贿的举报信被送到省政府主席的案头。当组织上派纪检工作人员下来宁波调查时，自以为问心无愧的罗惠侨竟然还与调查人员正面顶撞。
1930年2月，殚精竭虑的他经过仔细权衡后，决定辞去市长职务。这位在北大教书八年之久的留学归国人才，在宁波市长的岗位上却仅仅干了两年半。
罗惠侨在任期间，本地就有人以“加重市民负担”为由反对宁波设市。幸好因其是宁波人的关系，尚能拉拢各方平息风波。
待罗惠侨去职之后，部分顽固士绅所煽动的“废市运动”重又抬头。最终在1931年1月，成立三年半的宁波市黯然被撤，重新并入鄞县。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鄞县县长陈宝麟(1898-1965)虽来自河北人，但凑巧也是位北大毕业生。他于1929年1月出任鄞县县长，在任时间长达十年，实现了罗市长的许多未尽事业。
在宁波历史上，务实灵活、本土成长的陈县长，其名气远胜于海归空降的罗市长，只可惜陈县长最终却卒于台湾。
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困境
离开宁波后，罗惠侨辗转出任过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专员、航空委员会参事等职。
抗战时期，由于得到同样有着旅美留学经历的宋美龄的信任，他还先后做过国民党空军驻缅甸和印度的办事处处长，为支援印缅远征军战胜日寇、开辟抗日大后方运输线作出过重要贡献。
国民党败走台湾后，罗惠侨选择留在了大陆。返乡之后，经济状况一直很拮据。也许是因为学历与政治背景的关系，他曾一度受聘为宁波市私立大中中学（今宁波七中）的校长，后又调宁波四中任教，最后成了宁波造船厂的一名工程师。
罗惠侨于1956年7月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宁波民革筹备委员会副召集人。他担任过第一至六届宁波市政协常委、三至六届的副秘书长，直至1972年因病去世，享年84岁。
罗先生早年立志于学术报国、科教兴国，抗战时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晚年时选择了与社会主义道路同行。虽然他在国共两界都担任过一些政治职务，但一名技术官僚终究未能融入体制的核心。
大概许多宁波人都不知道，山茶花作为宁波的市花已有40多年的历史。或许更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一种城市象征，宁波曾经的市花却是莲花，由罗市长在1929年亲自拍板选定。
当年的一则公告阐释了选择莲花的用意：“出污泥而离尘，芳馨弥远；清不绝俗，和不同光。”
莲花寓意高洁，莲蓬象征勃发，莲子暗喻心苦。这更像是罗惠侨在借此昭示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清正廉洁，蓬勃发展，苦心经营，和而不同。
1929年市花布告（网络图片）
不过也正是莲花般的道德洁癖，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孤立。罗先生的局限正是时代困境中知识群体的一个缩影：纵有满腔学识与抱负，却因貌似清高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始终找不到施展才华的更大舞台。
幸运的是，这位在历史夹缝中辗转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找到了寄托乡愁、安放心灵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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