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玉豆豆瑞都公园世家幼儿园。孩子们在学习汉语拼音。图/张北/视觉中国

在减负这件事上，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江苏某公办学校的家长居然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自己找场地、看场地，并组织收费，然后将补课费“捐赠”给老师个人。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哪一个不是人满为患的独木桥？只要这些独木桥还在那里，怎么可能没有负担？

近日，一项针对幼儿园“小学化”的整改措施引起了公众热议：严禁幼儿园教授小学课程，同时要求各地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给孩子们减负。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其实就表达过要治理幼儿园小学化倾向的决心：“幼儿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游戏模式，不是教学模式。”

“减负”喊了这么多年，这次又从中小学走进了幼儿园。但同时也有媒体指出，幼儿园之所以有“小学化”的倾向，主要还是因为存在“幼升小”的竞争压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对媒体表示，差异化的入学政策是造成学前班热度不减的根源。有的小学在幼升小时会对孩子进行测试，只有孩子在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英语等方面满足一定条件后才有机会被录取，这就给了家长们报班的动力。

电影《如父如子》中的一对父子。

“幼升小”的竞争压力其实普遍存在，给小孩报入学前补习班也是中产家庭司空见惯的做法。日本电影《如父如子》的开头就是一场“幼升小”入学前面试。在电影后面的叙述中也不难看出，孩子的父亲在面试前，也给孩子报了相关的补习班。

所以，当看到最新的减负措施后，才会有网友表示，既然连幼儿园都被安排上了，那以后是不是连胎教都要管了？

“减负”势在必行，但做法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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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几年的减负措施总是给人以“越减越负”的印象，但教育部门之所以铁了心要给中国的孩子们减负，的确还是存在很多现实原因的。

第一，是课堂作业真的太多了。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中小学生日均花2.82小时写作业，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或居全球第一。

《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还显示，78%的家长每天陪孩子写作业，陪写作业甚至成为了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成为了亲子关系的最大“杀手”——75.79%的中国家长，曾经跟孩子在写作业这件事情上发生过矛盾。

上海的一位母亲，把折叠桌带上地铁，供孩子写作业。

第二，是课外补习班给家庭带来的重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发现，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生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2005年的2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年的3倍。

民进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显示，在上海有84.15%的孩子参加过或正在参加课外辅导班。一项针对黑龙江全省高中生家庭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他们花在补课上的费用是2万到3万，而且还在逐年攀升。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补课的“禁补令”的刺激下，这个费用在之后很可能还会不断变高。

第三，是孩子的健康问题。

由于在学校课业过多、学习压力过大等原因，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近视率、睡眠不足率持续攀升。

宁波，天刚蒙蒙亮，一个孩子已经走在上学路上。/ 东南商报

根据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数据，我国6到11岁儿童睡眠不足的达到74%，12到14岁是71%，15到17岁则是61%。在学校运动不足一小时的比例也达到66%。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首位，且低龄化趋势明显——45.7%小学生近视，74.4%初中生近视，83.3%高中生近视，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达87.7%。

在这三座大山的压力下，一个简单的做法当然就是现在的各种“减负”措施：第一，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第二，减少学生的课后作业；第三，通过不公布考试成绩排名的做法，来抑制家长的补课欲望。

种种减负措施看上去都相当有针对性，但是，这种强制的行政手段在严峻的教育现状下，可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拿幼儿园来说，根据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陕西教育》曾发布过的一份数据，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五省区被调查的133所公、民办幼儿园中，有100%存在增加小学化课程的现象。

多次发文严禁幼儿园“小学化”。

而在这之前的减负措施（以“禁补令”为代表）同样如此。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老师因私自补课被举报后，家长们情绪激动地向管理部门表示：“你们敢动老师，我们就去投诉！”

如此看来，幼儿园小学化、公立学校强制补课、在职教师参与补课行为等现象，似乎都来自家长对公立教育强烈的需求。这时候突然对公立学校来一次这样的“一刀切”，可能只是在给家长们的焦虑火上浇油。

“减负”正在削弱公立学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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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前的小学生提早放学、初中生禁上晚自习，到现在的禁奥数加分、禁止幼儿园小学化，纵观近些年的几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国家给孩子减负的决心。

今年2月，针对全国范围内七成处于灰色地带的培训机构，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各地陆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打击“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这份通知由于其中对在职教师的严格限制，被称作史上“最严禁补令”。3月21日，教育部又连发两个文件，再次强调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并宣布要在全国全面清理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

杭州一小学生边上厕所边写作业。/ 都市快报

3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可见其打击力度之大。

然而在减负这件事上，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家长们为了让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们补课，居然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自己找场地、看场地，并组织收费，然后将补课费“捐赠”给老师个人。

不难看出，在政府大力倡导“减负”的背景下，更多家长的选择是“唱反调”：早放学，就给孩子报班；不许报班，就报网课；不许预习功课，就学习特长。

河北文安县在乡村建设少年宫。/ 新华网

尤其是在政府的整治下，各种培训机构生意依旧火爆，学费甚至还涨了。于是在一篇叫《年年严禁教师补课，别再自欺欺人了！》的热文中，作者甚至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恢复补课。

这篇文章也许代表了很多家长的观点：第一，学校集体补课可以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在校情况、安排学习进度；第二，在学校进行集中补课，可以减少家长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所要承受的时间、金钱负担；第三，学校统一安排补课，适当收取补课费，既可以提高老师的收入，也可以提高升学率。

一位老师辅导留守儿童学习。/ 中新网

在这种种“反抗”中可以看出，不少家长和老师其实是默认补课应该存在的。他们甚至觉得，减负措施是在把公立学校的责任转嫁到家长身上来：以前是学校统一补课、监督作业，但现在由于学校放学早、老师也不给孩子补课了，孩子落下的这些进度、浪费的这些时间，最后全都要家长自己花钱去补上。

国家的退出，正在让私立教育机构不断膨胀。根据新浪教育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加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寒门无贵子，根源之一或许就在这里。

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楼下接送放学儿童的家长。/ 新华社

独木桥还在那里，怎么可能没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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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就是让富人的孩子花钱买教育，让穷人的孩子去玩，然后等他们长大了，穷人的孩子继续给富人的孩子打工。”

因为教育说到底是一种稀缺资源。虽然说现在大学仍然在扩招，但是能上好大学依旧没那么容易，985、211更是如此——全国平均算下来，211全国录取率也就百分之5点多，985只有百分之1点多，更别提日益下降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悬殊差距。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哪一个不是人满为患的独木桥？对于大多数不能随随便便把孩子送出去留学的普通家庭，这几乎是唯一能选择的上升之路。

高考考场外的家长和学生。/ 中新网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减负”的思路看上去有点何不食肉糜式的可笑：它用一种人为的行政手段想要去降低竞争，然后制造出一种资源并不稀缺的假象。这反而让市场的力量趁虚而入，大大增加了普通家庭所要承担的教育开支和育儿成本。

这么看来，愿意给孩子报补习班的其实才是明事理的父母：不管怎么给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减负，他们大部分人最后面临的还是考试这一道坎——以前没学的，以后迟早都要补回来。

升学压力、高考制度、教育资源不均的现状就摆在那里，管理者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家长们可不能视而不见。


中国的中学里，素有“一分一操场”的说法，意思是多考一分，可以超过满满一个操场的人。/ 纪录片《高考》

只要以分取人、优质教育资源依旧稀缺且不均的背景不变，任何为学生“减负”的行为，最后怎么看都像是在给一个个焦虑的家庭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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