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和张忠谋离开麻省理工校园，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却怀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
谢希德转入麻省理工学院（MIT）后，苦读2年便成功取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她兴奋不已，可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方对于科技人才的东归多有阻挠。直到著名学者李约瑟出面担保，谢希德，这位后来的“中国半导体之母”才辗转多地，回到祖国。
相比之下，张忠谋的求学之路反倒没有那么顺利。张忠谋出生浙江宁波，在麻省理工完成硕士学业后申请本校博士竟然被拒。年轻的他将之视为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站在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前，多年积累的自尊心、自信心倏忽消灭，十几年读书生涯戛然中断，不知下一步何去何从，何以面对父母，何以面对新婚不久的妻子。
一人满怀期待，一人沉沦迷茫。从同一个校园出发的两个人，最终都把一生献给了半导体事业，把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拼接一处，就是整个中国半导体的故事。
01
落榜麻省理工一直是张忠谋的心里阴影，不堪回首，不过多年后，他的看法竟然突然有了180度大转弯，将那次落榜视作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求学遭拒的张忠谋被逼无奈地找着工作，陆续到手的offer中，福特汽车的工作邀请最令他心仪。彼时的福特如日中天，列席全球前十大企业。张忠谋作为麻省理工机械专业的硕士，去福特，方是才尽其用。奈何不作死就不会死，由于手中另一个offer给的月薪比福特高1美元，年轻的张忠谋竟然希望福特给自己涨薪，在吃了一个官僚式的闭门羹后，他去了那家月薪高1美元的企业——希凡尼亚（Sylvnia）。这家以生产电灯泡、电视机、收音机、真空管为业的公司，当时正在研究一项新的产品——以半导体为材料的晶体管。
张忠谋学的是机械专业，论及和公司主业的契合程度，远不如物理专业，因此同一时期也在希凡尼亚的另两位中国年轻人才是热门——哈佛大学物理博士黄敞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博士林兰英。不过，后二人选择了谢希德一样的道路，先后辞别高薪，辗转回国。
那艘著名的威尔逊游轮，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严密搜查，甚至连学科教材和学生笔记都被扣下。林兰英，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用药盒，偷偷带回了自己提炼的锗单晶和硅单晶，作为给新中国的献礼。
在此之前，黄昆已经先从英国登船。曾经，在西南联大他是和杨振宁齐名的物理系“三剑客”；现在，和量子力学鼻祖、后来诺奖得主马克斯·玻恩（Max Born）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已经令他在世界物理界声名鹊起。
当张忠谋还在为由机械专业转入半导体职业而挑灯苦读。太平洋彼岸，在新中国聚首的黄昆、谢希德、林兰英、黄敞、王守武们，已经组建了一支年轻有为、群星闪耀的顶配阵容。
不妨用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为里程碑，中国半导体起步之处，只落后美国3-5年。
02
根据导电性，物质分为导体（比如铁）和绝缘体（比如木头），所谓半导体，顾名思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物质，其导电性受到导带中电子数量的控制。科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半导体的存在，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利用它。直到1948年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以半导体材料发明晶体管，其小、轻、短、省的优点，完美替代电子产业的上一代技术（真空管），至此一场持续至今的产业革命正式起步。
肖克利登高一呼，无数青年才俊慕名而来，加入他的商业化公司。但是除了商业理念不合，肖克利家长式的作风令人作呕。比如，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摩尔定律的提出者）回忆，实验室发生小事故，员工们要通过测谎仪来分辨谁撒谎，谁有错。终于，以诺伊斯为首的8人组团出走，创办仙童公司（Fairchild），史称：仙童八叛将（The Traitorous Eight）。
仙童八叛将（The Traitorous Eight）
尽管仙童历经短暂的高光，众人便再次四散，但是无论从事产业、研究还是投资，都颇有建树，以至于几乎一半以上的硅谷公司，都有仙童的直接基因，这才有了“先有仙童，后有硅谷”之说。其中，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摩尔新创立的公司，取名英特尔（Intel），在集成电路行业独领风骚，几乎历经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科技争霸，化成一座高峰矗立至今。
1956年，新中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总理的关心下，教育部集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300人，由黄昆和谢希德牵头，在北京大学开设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这300人中包括后来的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华晶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如沐春风里，中国半导体事业扬帆起航。
期间，中国独立提炼的锗晶体、自主研制的集成电路相继问世，各项里程碑只和美国差距5-7年，和日本几乎同步，领先韩国整整十年。
除了北大顶配的半导体班，黄昆和谢希德编写的《半导体物理学》问世，北黄昆南希德，坐镇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推动固体能谱研究，组队伍，进设备，筹实验。中国半导体从人才培养，到产业探索，稳步推进。
可惜，正在“仙童播种，硅谷花开”的同一时间，运动席卷中国。谢希德连同剑桥博士的丈夫很快被安上“特务”罪名。 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的新工作是在复旦大学物理楼后面的荒草地上拔草，不许停也不许抬头。烈日暴晒下，她头顶那间复旦低温实验室被改造成关押科学家的牛棚，液氦设备作为废物送给了工厂。戴了多顶“帽子”的她，不准接触研究，不准出席外单位的学术会议，不准订阅刊物。离科学最近的距离，是被安排到校办工厂磨硅片。
那“空有射日手，不许挽大弓”的十年，恰恰是西方世界半导体行业腾空而起的十年。
03
早期晶体管的半导体材料是锗，但科学界已经认识到硅是更好的材料，只是受限于技术，炼不出成本合适且足够纯度的硅。
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盛产牛仔，民风粗犷，在美国主流人群看来，就是乡巴佬。当偏居一隅默默无闻的德州仪器（TI）宣布提取出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的硅，着实令人吃了一惊。
张忠谋也是因为德州仪器的硅材料革命而认识这家公司，在希凡尼亚完成自己由机械系学生到半导体专家的转型后，张忠谋跳槽到德州仪器。幸运的是，硅材料的革新仅仅是德州仪器的开始，张忠谋亲眼见证了另一项开天辟地的发明。
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身高2米，体型瘦削却有着一个大头颅，30多岁年纪却异常显老，但是那冲破天际的发际线霸道宣扬着一名卓绝工程师的实力。和张忠谋年龄相仿，又同时加入公司，两人很快成为每天一起喝咖啡的好朋友。基尔比将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粒硅晶片上，取名“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基尔比不仅凭此发明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一举革新行业。半导体行业正是热火朝天，德州仪器手里有了利刃，从此披荆斩棘，一跃冲天。而张忠谋一干就是30年，期间南征北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德州仪器的第三把交椅，正值壮年的张忠谋已经是全球电子行业的华人第一人。但是，那依旧还不是他个人成就的巅峰，往后还有更大的辉煌等着他。
第一块IC
很长一段时间，德州仪器从一无所有到割据称雄的励志故事为人津津乐道。“以小博大”，“后来居上”，这类看似凿凿的商业规律，既是激励后人前赴后继的商业鸡汤，又是造成行业累累白骨的死亡诅咒。
04
电子产业的未来辽阔到没有边际，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立即打响。在集成电路发明之后仅仅几年，日本和中国先后拍马赶到。
其中，日本以通产省为领导，以富士通、日立、三菱、NEC、东芝5大企业为核心，联合各大研究院、研究所，推出超大规模集成电力计划(VLSI)。三年后，携自行研制的64K随机存储器，杀进Intel的主战场。竞争手段简单粗暴又实际高效：永远比Intel便宜10%。
凭借禀赋优势和价格血战，日本人迅速在美国发明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值超越美国。打得行业鼻祖Intel宣布退出存储器市场，玩不起，不玩了。尽管事后来看，Intel凭借断舍离，聚焦微处理器市场反而走向了更大的成功。但是彼时彼刻，行业明星亏损1.8亿美元，解雇8000名员工的消息让美利坚举国震惊再举国焦虑。
美国分别从立法、产业政策、直接干预、贸易战等多个角度，组织了针对日本的狙击。除了克林顿力推的“信息高速公路”，美国政府还发起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由仙童+Intel创始人、商业和科技领袖诺伊斯挂帅。经费上联邦政府出一半，企业出一半，研究成果共享。当然更著名的是对日贸易谈判，以100%的关税及各项条件相胁。最终日本承诺自行对半导体产品管制，减少产量，提高价格。
日本商业领袖、索尼创始人盛田绍夫，连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日本可以说不》，骄傲神情跃然纸上。可是，随后日本就滑入“失落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尽管电子产品依旧荣光，但是走下神坛的趋势已经注定。
不得不说，韩国人来得刚刚好。三星李秉哲去渴望牵制日本的美国引进技术，来军心动荡的日本高薪挖人，其中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川西刚的加盟尤为关键。90年代正是计算机产业井喷发展的时候，日本的限产限价，为韩国发展半导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星不光趁势利便，还给行业带来更大的腥风血雨。半导体是典型的强周期行业，价格上涨，大伙砸钱投产加班加点；价格下跌，又裁人关厂贱卖保命。可是三星却清新脱俗，每每价格下降，行业日子难过，三星偏偏进一步扩大生产，继续打压价格，逼死竞争对手，形成垄断。这套由Intel发明的“逆周期投资法”被韩国人玩出了风格，玩出了水平。
不过三星之所以敢于摆出一副赌徒模样，拉着整个行业跳悬崖，是因为背后韩国政府的支持。在韩国，半导体行业被称为“工业粮食”、“孝子产业”；政府以行政方式指示各大财团给企业放贷。之后连续20年，几乎连年巨亏，但又屡败屡战，学生终于打败了老师。随着日本尔必达的倒闭，如今DRAM存储器市场，三星绝对领导，身后跟着海力士（韩国现代集团分拆）、美国美光，除此之外，在世界范围内拿着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找不到竞争对手。
通过日胜美、美惩日、韩国逼死所有人的江湖历史，不难总结出半导体产业的精髓：坚定国家意志、引进先进技术、抓住领军人才、穿越长期亏损。
可惜，深陷运动的中国没有条件知道，重回世界的中国走过足够的弯路才能了解。如今的中国既有清晰的认知，也有积累的实力，但是行业的命题已经不同以往，由于半导体行业的奇葩特性，面前这道积年累月长成的天堑，恐怕要狠狠考验一番中国。
05
纵观六七十年代取得的成绩，言必称“两弹一星”。这项在国际封锁+国内混乱背景下诞生的成就，衍生出一个当代中国的疑问范式：中国人连“两弹一星”都能造得出，为什么造不出芯片？为什么造不出汽车？为什么造不出中国女孩爱用的美妆品？……
钱学森的话发人深省：20世纪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为此失去很多。
在我们总结的半导体行业四项精髓之中，最容易模仿的是“引进先进技术”。70年代，中美和中日先后实现邦交正常化。俗话说趁热打铁，70年代初，我国从日本引进7条生产线，不过设备有了，技术、软件能力没有跟上，因此效果不佳。70年代末，美国产业升级，中国引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组成24条生产线，但是同样因为技术、软件能力跟不上，没有达成预期，成了夹生饭。为什么一模一样的错误可以重复犯？六七十年代举国封锁，涉及引进西方技术的事项往往事出有因，但是尽管如此，每当运动来潮，还是要被扣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帽子，批判打倒一番。时代风雨摇曳，又谈何思考总结？
两弹一星和半导体产业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事业，前者是尖端科技的局部突破，靠的是不计成本的运动式投入，而后者是成本收益匹配的规模经济，靠的是整个社会产业链的成熟和效率。
“谁家新燕啄春泥，几处早莺争暖树”，世界半导体行业日新月异，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中国报纸却沉迷在这样的宣传典型：某某弄堂里街道老奶奶靠拉扩散炉做出了半导体。
当我们关上大门时，中国半导体只落后世界5年；当中国再次回到世界，已经落后20-30年。1977年，王守武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ー。痛心疾首的邓公问他：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怎么把中国半导体产业搞上去？让谢希德们重回讲台和实验室，立刻拾起中断十年的人才培养，肯定是题中之义，算而今正是77、78级半导体学生撑起了当下行业的半边天。但是在人才培养之外的探索，时代主题恰恰是弯路的起点。
改革开放之初，举国上下认为只要引入竞争，开放市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整个国家的治理思路是减少直接投入，鼓励大家去经济规律中自己找出路。政企分离后，财政拨款没了，但是有银行贷款。鉴于中西方差距显著，也为了短期见效，全国半导体工厂，纷纷放下自主研发，引进国外生产线。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中国大飞机上。
不过，简单的放任自由并不是良药。半导体制程一日千里，各自为政的引进，缺乏专业性和谈判筹码。既拿不到最新的工艺，又做不到消化吸收。“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口号没有做到，却形成了“引进、消化、落后，再引进”的怪圈。很快，连年亏损加上银行利息，企业陷入困境。
认识到错误的执政者调转方向，国家项目531工程和908工程接踵而来。
可惜，目标“普及5微米，开发3微米，攻关1微米”的531，最终还是“引进了设备，却消化不了技术和管理”。这一次重蹈覆辙，已经不仅仅是认识不足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在于，十年运动，中国半导体人才青黄不接，即使清楚软件和管理更重要，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908的失败是另一种典型。目标是跻身世界一流的908工程，审批2年，论证3年，建厂2年，7年过去，华晶工厂一落地就落后。不但落后了先进工艺4-5代，月产能也只有可怜的800片，连目标产能1.2万片的一成都不到，可以说毫无商业价值。面对沉重的银行利息，华晶后来的选择很是被动。历经辗转和反复，直到新世纪被央企华润收购，成为现在的华润微电子。
那注定是中国半导体事业最昏暗的一段时间。论国家投入，改革开放成果积累有限，财政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论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在襁褓，国企改革还在摸索，根本吸引不到国际一流人才。而十年教育停滞带来的人才断档，阵痛不断，令人心痛，又无可奈何。
回首531、908，唯一听上去算作宽慰的评价是，它们真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黄埔军校”。其实“黄埔军校”是名副其实的哀辞，其所指往往曾经辉煌，终而没落，前景索然，因此人才四散。
跌跌撞撞，我国集成电路产量终于迈过了1亿块的槛，进入业内所说的大生产阶段。以此为口径，落后美国25年，落后日本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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