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的三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为中国做了三个战略抉择，这三个抉择带来了中国的成功崛起。”
“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为此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当中，哪一种精神最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人学习？”
“后来我有一次碰到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我就跟他讲这个观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害怕你们，你们开始学人家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做得更好，走一步看三步。后来证明，这个思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2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和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刘晨光副教授一同走进上海交通大学，谈谈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稿。
张维为：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和大家谈谈中国共产党的三个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今天我们着重谈谈邓小平，谈谈改革开放，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很荣幸有机会给小平同志做英文翻译，我可以先回忆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为他做翻译是1985年8月28号的上午，那天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时任总理穆加贝。那天小平同志提前20分钟抵达会客厅，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与我们先到的工作人员简单握了个手。
跟我握手的时候，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他说“你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霞飞路就是上海淮海路在解放前法租界时候的路名。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交大的徐汇老校区也在附近，经常听人说到霞飞路。
1930年代的霞飞路（淮海路）与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交汇路口，国泰大戏院一带（资料图/维基百科）
邓小平同志本人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实际上担任的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作为秘书长，他要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电话都记在脑子里。那是一段出生入死的岁月。
他曾经回忆过他在上海的历险。1928年那一天，他和罗亦农——当时我们党的另外一位领导人——接头，把事情刚办完，他从后门走出去，前门的巡捕就冲进来了，罗亦农被抓住了，被逮捕了。
他说：“我出门后就看见前门一个（中央）特科（成员），一个扮演成擦鞋子的，他用手悄悄一指，我就知道出事情了。前后就是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罗亦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被叛徒出卖了的。租界的巡捕房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六天之后就英勇牺牲了，时年才26岁。罗亦农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
罗亦农（资料图）
今天回望当时这个细节，罗亦农被捕，邓小平幸免于难的这一瞬间，好像这一瞬间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是一批意志如钢、痴心不改的年轻人，是当时的“90后”和“00后”，毛泽东（1893年生）和周恩来（1898年生）是那个时代的“90后”，罗亦农（1902年生）和邓小平（1904年生）是当时的“00后”。
所以他们当时年纪都非常轻，但都在做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情了。这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是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是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担当、牺牲和远见卓识，彻底扭转了中国一路走衰的国运。
回望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设历史，前三十年，我说我们实现了“三十而立”，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基础医疗等等。
但我们也要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相当低。如果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的话，不少中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低于多数非洲国家。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上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4平米多一点。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这样挖苦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贫困，只不过是把贫困普遍化了”。
我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走访过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叫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去过苏联，去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去过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当时可以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比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富裕，甚至富裕很多。这个给西方国家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和话语优势，使西方国家能够忽悠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最早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命题，提出了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经过四十来年的不懈奋斗，应该说我们实现了“四十而不惑”，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三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为中国做了三个战略抉择，回头看，这三个抉择使他与众不同，也使中国的命运与众不同；这三个抉择带来了中国的成功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第一个时刻是1978年，邓小平决定进行改革开放。
实际上我们回望当时的情况，中国也有其它选择，中国也可以不搞改革开放，比方说我们可以继续采用60年代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做法——60年代中期，就是对计划经济模式做局部的调整，增加一些外贸作为调剂，但是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更不要说后来的接入互联网，因为那样做的风险非常之大，而且甚至可能是全盘皆输。
但回头看，邓小平他做了个决定，他要下一盘大棋，他决定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大家知道，开启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1978年12月举行的，在此之前的9月份，邓小平视察了东北。
他一路走来谈了几个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了，但是到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块钱，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况，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所以他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开放。
他当时到大庆油田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还问：“你们计算机每天开机多少个小时，工作多少个小时？”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因为当时计算机还是很稀罕的。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谁都可以用”。可见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大庆油田（资料图/人民网）
视察东北之后，在1978年10月和11月，他又密集出访了四个亚洲国家：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感触良多，他认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到中国的前面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
他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专门指示随行的央视摄影团队，他说：“你们要少拍一点我，多拍一点人家的现代化建设，多拍一点人家老百姓的生活。”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家对外部世界了解得很少，当大家从电视里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居然也有电冰箱这样的电器，确实感到很大的震撼。
邓小平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中国人民——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推动改革开放，奋起直追。后来中国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整个国家面貌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个时刻，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当时国内很多人真的是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邓小平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义无反顾地强势回应了西方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挑战。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果断抉择，中国完全可能陷入长期动荡混乱的局面，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全面崛起。
风波发生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同中央负责人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谈话。他回顾了党史，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一直到王明都没有做到。他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历史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另外一段话、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整个国家面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使无数国人真正感受到党的力量，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伟大的力量，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对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谈话。
1992年岁首，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资料图/新华社）
当时的国际背景非常复杂。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当年说的“历史的终结”。
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人，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内增加一份外资，就是增加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发展速度下滑。
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
1991年8月20号，也就是苏联解体的前4个月，他是这样说的：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中国的机遇，看到社会主义的机遇，但我觉得他可能认为周边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他很着急。
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他一路呼吁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大规模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更加勇敢地拥抱市场经济，更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或者是（最了解）苏联东欧模式的人。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一年，1949年之后又七次访问苏联，他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几乎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在看来，邓小平走的不仅是一步大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步险棋。
我记得1988年5月的时候，一位非洲总统来北京访问，他请教邓小平应该如何和西方打交道，如何应对全球化，小平同志讲了四个字——“趋利避害”。
回望过去数十年，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等。但邓小平明确我们只参加经济全球化，拒绝西方主导的政治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也要趋利避害。
他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他还明确指出：“现在的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他的“南方谈话”中有很多振聋发聩的警句，把很多长期困扰改革开放的问题一下子梳理清楚了，比方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句话一下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下了定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念奠定了基础。
然后他又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表述很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推进国家发展的动力。
回望改革开放的四十来年，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的新路。实际上这也是对邓小平这三个历史抉择的一个总结：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抉择，就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邓小平1989年的抉择，就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1978年的抉择，就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民情国情的新路”。这三个战略抉择最终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环顾整个世界，很多国家也实行了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国资本，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甚至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通过趋利避害的方式参与全球化，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三十来年几乎没有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通过改革开放这关键的一招，今天的中国迅速成为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这也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一出国就爱国。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袭来，更是让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与西方抗疫模式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伟大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伟大的“心胜”——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特别是年轻人心中，西方制度、西方模式跌下神坛，西方模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已经风光不再，“魔力”殆尽。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建党百年之际对小平同志的最好告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刘晨光：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邓小平和改革开放。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他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领导了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应该连贯起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建设理想社会与实现民族复兴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百年党史，中国道路实际上先后有两条，一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今天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呢？或者说，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怎样的文明特质呢？
我想，首先就是实事求是。
中华文明非常注重历史经验，注重从历朝历代的实事中汲取政治智慧，这就是《资治通鉴》的传统。我们今天讲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自毛泽东的发明创造，强调的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小平同志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西方，学习美国，学习很多别的国家，可以说拜了很多“师傅”，但都是从我国具体实际和现实需要出发，以我为主，化为己用，最后蓦然回首，发现已经在师法各家后自成一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二，即用见体。
“体”是本体，“用”是功用。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指的是“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的是“用”。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是共同贫穷，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为此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三，顺时守中。
中华文明非常重“时”。“时”是时节、时机、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生活本身。小平同志注重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站在时代前沿观察和思考问题，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第四，重民尚德。
中华文明有“民本”传统，中国共产党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创造出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共产党人的“大德”。当年革命能够成功，最根本的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人民为什么支持你呢？是因为你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够实现人民的利益。
小平同志非常注重群众利益，他有段话很有名，就是他强调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他也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和合共生。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型的文明”，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原则，秉持的是零和博弈思维，放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而中华文明崇尚和合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型文明”，强调的是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了推进人类共同发展，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就此而言，他也是“中华文明之子”。
互动环节：
提问：当时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促进邓小平同志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
张维为：1949年解放以来，应该说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确立基本的制度及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民生方面的“欠账”蛮多的，特别是农业、工业。
1978年，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我们进大学读书，开始一下子看到外部世界，就发觉在生活水平方面我们落后太多了。
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泰国曼谷，我的感觉是，恐怕曼谷要领先上海二十年。我第一次看到的高速公路、超市，晚上9点钟商店还开着，都是在曼谷。当时北京、上海都没有——那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甚至到非洲，我当时去了津巴布韦、科特迪瓦，他们当时就有CBD（中央商务区）了，这些概念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
所以你就感觉，无论从客观的指标，还是实际的感觉，我们落后了。
但中国厉害在什么地方？邓小平去了新加坡，回来就说，新加坡现在相当发达，我们向新加坡学习。但他同时也说，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能够比人家做得更好。
后来我有一次碰到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我就跟他讲这个观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害怕你们，你们开始学人家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做得更好，走一步看三步。后来证明，这个思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握手（资料图/人民网）
刘晨光：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讲的，实际上我们做出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决断，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你加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实际上就是“与狼共舞”。那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实际上还是从我们本身的资源禀赋出发。我们本身的优势在哪儿呢？我们有土地资源，有劳动力资源，但是我们缺资金和技术。所以改革就那么启动了。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个，至少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甚至到九十年代，如果你看西方的主流媒体、主流的学术界讨论社会主义的话，它的基本的不成文的暗示就是“那是贫困”。所以当初我们提出“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是富裕”，这是革命性的。邓小平非常明确，中国是要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不能一出去人家都说你这个太落后了，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说，（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主持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到底怎么改革、怎么开放，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摸索，我想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在研究的过程。
其实改革开放对我们国家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一个机会，给各行各业的腾飞都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包括科研领域。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位交大的教授，他是中国陶铝新材料的领军人物，他和他的团队研发出来的高性能的复合材料，打破了有关国家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对国家的整个材料行业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让我们掌声请出交通大学的王浩伟教授……
可能有很多同学并不是研究材料学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材料有些什么样的性能，通常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而这种性能别的材料都代替不了？
王浩伟：我们都知道，我们工业基础的主体材料是钢铁、铝合金，另外还有一些高端的材料像钛、铜等等，最轻的材料是铝。对于节能减排也好，提高性能也好，都是希望（材料）轻。但是铝很软，强度不够，那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陶瓷非常硬，刚度、强度都非常高，但是陶瓷又不能作为结构材料。常规的方法就是把陶瓷和铝简单复合，但是它又把陶瓷的一些缺点带进来了。
我们团队主要研究的就是从铝里面自己“长”出陶瓷来，形成纳米状态，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化学合成，这样既具有陶瓷的属性，又具有铝的属性，它轻，但是它的强度、刚度可以和钢铁、钛合金去比。
目前我们的主攻方向是支撑国之重器，像大飞机、大运载，还有国防尖端武器；小的方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的手机，希望它在轻的同时，手机里面的一些光学仪器刚性较好，由于它是铝的，同时具有陶瓷的属性，这样它刚度较好，很轻、很薄，稳定性又很高。
主持人：您的这个研究成果打破了相关国家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现在跟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相比，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王浩伟：这个材料目前在工业化上实现了一些应用，可能这是咱们独有的。我们交大材料学院在轻合金——比如说镁合金、铝合金——在金属基复合材料，在高温合金方面，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对于尖端材料来说，我们是“点”上的突破。比如说交大有33个学院，我们交大材料学院是唯一一个年初刚被美国制裁的学院。
张维为：“光荣榜”。
王浩伟：当然了，我们交大只是一个代表，全国也有很多这种“点”上的突破。但是像习总书记讲的，我们在先进高端材料方面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关键高端材料方面，远远没有达到自主的供给，所以现在我们被“卡脖子”，卡得很难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奋起直追，解决“卡脖子”问题。
主持人：您在整个研究、从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惑？您遇到的时候，对自己是怎么说的？
王浩伟：我肯定有，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蜕变过程。我刚回国的时候，遇到国家有重大的需求，国家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我就一“光杆司令”，带了一帮研究生、本科生，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没有实验室，就在上海交通大学走廊里做实验，没有任何的设备、装置、条件，全是借的，从零开始做。我们发誓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如果能把它做出来，我们团队的人“死了都值的”。
主持人：我们在一些领域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被卡脖子，所以您的期待是什么？未来在这些领域想要赢得突破的话，您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的寄语是什么？
王浩伟：我希望在座的能多一点学材料的，当然这是一个希望。我们经常说“十年磨一剑”，但是我们材料研究，从一个新材料的研发到它的成熟应用，要三十年才能“磨一剑”，所以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材料人能够“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我们老一代就这样做的，我们材料走到今天，也是一代一代的人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基础材料，特别在高品质材料方面能够赶超，在高端材料方面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经过你们的努力，能够超越、引领工业的发展。
提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差异？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如何调试、互动？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了许多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不是简单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是简单地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是写下一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比方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必然最后演变成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道理，但具体怎么做，列宁做出了贡献，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又继续写，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一个都是农民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
资料图来源：中国文明网
刘晨光：这位同学讲的，实际上就是“特色”和“本色”的关系。怎么理解这个“本色”？马克思主义的“本色”首先不是一种教条。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实际上是追求一个理想社会，推进我们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管是过去搞革命，还是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是围绕这样一个最终的理想社会目标前进的。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先悬置了一个既有的某种模式、某种教条，我们朝着这个东西靠近；反过来，是我们怎么通过实践探索朝着这理想目标（靠近）。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指导我们，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为指导）。我想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从实践上来讲，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可能着重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小平同志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除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共同富裕，它两个都离不开的。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今天提出要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更高程度的进展，这是不是说我们前后就不一了？不是的，我们前后都围绕着我们的“本色”，只不过不同的阶段，我们面临不同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也会根据我们的实践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动态地调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认识。
提问：张老师分享了其实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趋利避害”地利用了外资，我想请问，当今我们应该如何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平衡好利用外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
张维为：我先回忆一段历史。当时邓小平见穆加贝，穆加贝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引进外资，他担心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很耐心地解释，他说我们引进一个外国的企业，我们工人有工资，我们能够学到一点技术，学到一点管理，政府还可以收到点税收，这个产品可能出口还有市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
另外就是抓住时机。比方说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叫“两头在外”。沿海开放政策，当时很多（人）也有争议，但还是利大于弊，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当时这个决定有关。现在仔细回想，每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决策都是充满争议的，但你后来想想，这每一个决议、决定，都改变了中国。
现在在引进外资方面怎么趋利避害，中国已经找到比较成熟的办法。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想在服务业引入“鲶鱼效应”，若国外有比我们做得好的产品、服务，我们把它引进来，然后跟国内产品服务进行竞争，以此提高我们服务业的水平。大致这么一个战略。但宏观一定是可控的，其中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你这个资金进入中国，我们欢迎，只要是合法的渠道，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个关我们一直把着。
刘晨光：我们中国的发展模式讲的“两头在外”，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在那样一种条件下，我们只能这样。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中国实现的这种现代化，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很难很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问题转嫁到外部，而是通过我们自身来消解这样一些问题。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伟大，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今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迈向更高的领域，依靠过去这种模式肯定很难走下去了，要有更高程度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那么肯定我们会做得比过去更好。
提问：我国一直以来的发展理念，不同于西方国家那种打压、掠夺式的发展，而是追求与各国和平共赢。现在国内学术界就有一种声音说，我国所要建设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所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文明国家的崛起，各位老师对这种观念是否认同？同时又是如何理解我国在世界发展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未来发展的走向？
张维为：我自己一直主张把中国发展模式、发展成果包括问题，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它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次一个突发性的事件就是新冠疫情防控，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中国做得比西方模式好一百倍都不止，所以它们现在拼命要抹黑中国，但这没有用。
我前一段时间在和西方学者辩论时也说过，（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几个方面。政治上，你们是所谓“一人一票”加多党制，现在来看这个制度非常明显过时了，我们是选拔加选举，而你只有选举，哪个更好？我们更好，甚至好很多。经济上，很明显，混合经济比光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经济要厉害得多。社会上，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模式，中国这种模式比西方两种对抗的模式要好，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很有底气的。
刘晨光：这问题触及到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怎么认识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交大讲“饮水思源”，我觉得我们党的源头，一个很根本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另一个源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个源头共同给养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成长。
刚才这位同学讲，我们不是搞霸权主义的，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搞和平发展，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这样搞的，我们宁愿自己承受发展中的代价，也绝对不输出矛盾。而且我们还通过力所能及地为更多的国家解决它们的矛盾，使它们融入我们的发展中，这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很深厚的文明底蕴。西方文明实际上很缺这个东西。
提问：改革开放当中，您觉得哪一种精神最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人学习？
张维为：我想非常重要的还是“敢为天下先”，敢闯，能够不被眼前的一些问题给束缚住，然后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我再补充一点，我始终觉得你研究毛泽东也好，研究邓小平也好，研究周恩来也好，这次我们谈三个领袖人物，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绝不盲从，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云亦云。
主持人：我也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当时我们的浦东开发开放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这广告是发在《人民日报》上的，全国各地的很多年轻干部，很多人在当地都已经做到处级干部了，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人生的状态，体制内的，但是他们勇于打破，全部投奔到浦东，从零开始，参与浦东的建设。浦东当时有一个概念叫“八百勇士”，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个年轻。，所以要问说年轻人在哪个时代，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发展的阶段，最后成大事的人的主体，年轻人绝对在其中。
刘晨光：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核心精神，我的理解就是开拓创新，而这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你看我们民族的经典《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整个近代以来，我们实际上就在做这件事，不断改变现实的不合理的状态，不断改变现实的种种束缚生产力、束缚人的发展、束缚社会进步的因素。我想汇集到今天改革开放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最核心的。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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