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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国又组织了一次攀登珠峰的行动，并于1975年再次登顶珠峰。
有些人可能会问，1960年那次攀登有现实利益和政治意义上的需要，那为什么70年代还要再次组织登山行动，毕竟那个时候中国的物质条件也很匮乏。
我觉得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上一次登山未能留下清晰的360度全景影像资料，导致中国队从北坡登顶珠峰一直遭受外界的质疑。
尤其是光脚踩在人梯上爬上“第二台阶”的这一说法，很多外国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
于是在1975年的那次登顶珠峰行动中，中国登山队干脆在“第二台阶”处架设了一座6米长的简易金属梯，这座梯子也被称为“中国梯”，截止2008年，它帮助了1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顺利翻越了“第二台阶”，实现了自己的珠峰梦（之所以截止到2008年，是因为当年这个梯子被撤下来放进了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
这一次，中国登山队不仅留下了360度的全景影像资料，还在山顶实地测量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海拔8848.13米。
从此，再没有人能够质疑中国人登顶珠峰的事实了。
除了用事实证明自己，打消外界的质疑之外，我觉得登顶珠峰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唤醒我们对于未知进行探索和挑战的精神。
这听起来有点虚，但在我看来，这是人类的本性中最宝贵，最不该舍弃的一部分。
1970年，一位赞比亚的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 ）给时任 NASA的科学副总监的恩斯特·施图林格（Ernst 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
修女在信中问恩斯特博士：现在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你们怎么舍得在火星项目上花费数十亿美元？
博士给修女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项目如何帮助解决地面上的危机之前，我想先简短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
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
“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果不其然，他的工作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
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和这封信一起寄出的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太空项目所能带来的各种结果中，这张照片也许是其中最可贵的一张。它开阔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阿尔贝特·施韦泽（ Albert Schweitzer ）的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来关心当下的苦难，也需要有人去心系未来。
哪怕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会给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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