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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一位从对岸来的老人，见到了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第一句话便是：“感谢当年不杀之恩啊！”这位老人并不是普通游客，他的名字叫沈之岳，被称为继戴笠之后的“军统第二代谍王”，也是绝无仅有的混入延安且安然脱身的军统特务。他曾使革命事业遭受过极大的损失。
当年他为何能安然脱身，晚年因何会来到北京，为何要感谢张爱萍的救命之恩，北京又为何会对他谅解？今天这篇文章就为大家揭开谜底。
沈之岳，1913年2月生于浙江省仙居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受训，也许对当局失望，他并未从军，而是于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当时上海进步青年较多，沈之岳受影响较大，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学习了许多革命理论。他还积极参加过支持工人的运动。要不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对发展新党员异常慎重，他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后来沈之岳参加一次罢工活动时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充分展现了他的特工天赋。那个年代，特务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词，他们随意动用各种酷刑，被抓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沈之岳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从未受过特工训练，进去后却没有慌乱。
他谎称是国民党某高官的亲属，各种细节描述得丝毫不差。反而弄得特务们乱了方寸，既不敢给他用刑，也不敢直接找该高官核实，只能先调查清楚再处置。
这事传到戴笠耳朵中，他决定去看看那位“高官亲属”。初生牛犊的沈之岳当然骗不过老辣的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有这样的表演水平绝对是块做特务的好材料。戴笠是个爱才的人，尤其爱偏才，他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到自己麾下。
看得出来，一开始沈之岳对国民党是没有兴趣的，上过中央军校的他都没有入党。但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经不起戴笠这种老辣特务的威逼利诱，最终被拉入军统并加入了国民党。
戴笠觉得他是个人才，没有让他去干那些地痞流氓打打杀杀的活，而是将他培养成“战略性武器”。戴笠决定对他进行彻头彻尾的包装，他知道沈对革命理论有一点了解，就让他去读马列书刊，去学英语、俄语。还把他送到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接受特务训练。
训练完成沈之岳还曾在上海、浙江短暂地活动过。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沈之岳双手沾满了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党员。”这样的“业绩”算是通过了戴笠的考核，也更获得了他的信任。
通过长期的观察，连戴笠也觉得这位门徒心思缜密，遇事沉着，决定派他执行重要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混入延安。
1938年4月，重庆中央大学教授萧致平以加深对延安了解为名向当局申请到延安访问，获得了批准。沈之岳化名“沈辉”以萧致平助手的名义，来到了延安。沈在上海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经历，又熟读马列著作，讲起革命理论来头头是道，这是一个典型进步青年。
加上他平时爱运动，为人谦和，经常跟延安一些干部打篮球，人缘非常好。最终教授离开延安时，他主动申请留在延安参加革命。以他这样“优秀”的知识青年，延安当然是欢迎的。不过当时延安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青年，安全起见，筛查工作也非常严格。
不得不说沈之岳是非常狡猾的人，明明一口浙江口音，他非要说自己的河南人。审查他的人自然很怀疑。沈的解释是，跟亲戚在上海念书，居住了好些年。这其实是故意漏一个低级破绽，审查人员认为，接受过专业特务训练的人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后来其他各项审查，沈也一一通过，毕竟为了混入延安，戴笠已经帮他做了长期的准备。于是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后来还顺利入了党。
在学习期间，他表现依然出色，据说时任社会部部长康生对他很赏识，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表扬过他。不久沈之岳被提升为区队长，后来还进入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已经是潜伏到了毛主席身边。
据后来王芳回忆：“不久沈之岳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按照常理推断，只有工作上经常接触，有了了解，才可能对一个人产生怀疑。
很多文章说沈之岳混入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刺杀高层。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当时毕竟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还无嫌隙，老蒋非常明白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会招致怎样的后果。
而且当时周恩来等人已经可以公开在重庆活动，老蒋也在洛阳接见过八路军高级领导，机会很多，完全没必要大费周章搞刺杀。当然，我们从公开的史料也无法窥见历史的全貌，不能排除存在无法以常理推断的情况，历史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
笔者推测，沈之岳的主要任务还是窃取情报，并在延安发展情报组织。但延安毕竟保卫森严，又岂是随便让特务活动的地方。
某天，沈之岳所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上发现有同伙留下事先约定好的联系标记。一张卷好的烟纸上写有暗语，让他第二天到延安某处碰面。沈之岳拿到这张纸条后，心惊胆战，一晚上都没睡着。他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去。
他知道这种突然的联系必然有重要任务交待，而眼下的环境并不允许自己执行任务，去联系只会增加暴露的风险。果然，这救了他一命。当时，边区保卫处在延安附近抓获了一个可疑的僧人，并由此开展地毯式排查。最终破获了“汉训班”案件，抓获了30多名特务。
沈之岳侥幸逃过一劫，但延安的严密防护也让他一无所获。
叶挺和项英曾赴延安汇报，要求派一些南方干部协助新四军整军工作，收编散落在闽浙赣边区的红军。沈之岳有在上海生活的经历，于1939年被派往新四军工作。
沈之岳跟军统大特务沈醉关系密切，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居然能攀上宗亲关系。据后来沈醉回忆“沈之岳曾到过延安两三次”。由此推测，他到新四军后又回过延安，中间可能担负联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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