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据各方史料分析，沈之岳曾泄露过新四军的重要情报，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所以他也是“皖南事变”的凶手之一。对岸情报部门出版过一本《戴雨农先生全集》其中提到国军成功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

其军事密谋外泄，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沈之岳大概在1941年冬才返回重庆，因为由他推荐的一个工作人员身份暴露。在戴笠的引荐下，他获得了老蒋的召见，并担任军统局第一处科长。又于1943年担任军统局东南特侦站站长，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这个兼职是个公开职务，他的身份也随之曝光。这时我党才将他除名，并视之为叛徒。解放前夕，沈醉在云南被迫起义，供述了一些军统的情况。那时大家才知道，沈之岳连叛徒也称不上，一开始就在为军统工作。扔掉叛徒身份，几乎又救了他一命。

老蒋败退到对岸时，戴笠已经死于坠机，失去庇护的沈之岳只能靠自己实力往上爬。当时他担任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驻舟山。在两岸军事对峙状态下，他竟然能派人潜入老蒋故乡，将蒋氏祖坟等地拍照后交给老蒋。老蒋看到祖坟完好无损，非常高兴。

考虑到接班问题，小蒋也需要拉拢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沈之岳曾协助小蒋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也因此获得小蒋的信赖，在他提拔下，沈后来担任过“调查局”局长。

1963年，沈之岳潜入澳门建立特务系统。据王芳回忆，当时高层曾打算将其抓捕回大陆，给蒋氏父子一点颜色看看。但最终考虑到影响没有实施，而是让葡澳当局抓捕了几个小特务，将沈之岳遣返。沈回去后一度被撤职，在小将的保护下才复出。

也许有读者会问，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当时为什么会放过他？其实，纵观我党历史对于敌人，向来大度，尽量感化。而对于叛徒，则从不心慈手软，沈既不是叛徒，也就没有非抓不可的必要了。

1990年，沈之岳患上了前列腺癌，经过三年的治疗，不仅没有好转，还转移扩散至肺部。也许是对当地的医疗彻底失望，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打算到北京寻访名医。

时间最终冲淡了历史的阴霾，大家放下了过去仇恨，着眼于更广阔的未来。大陆的态度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沈的访问自然是欢迎的。他在北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可见招待水平之高。据说还受到高层接见，其中就有前国防部长张爱萍。

此次看病恐怕只是目的之一。作为一个身患癌症三年的高龄老人，沈之岳恐怕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他这个少小离家的“异乡客”，是难以抵挡住对故乡、故人的思念的。回故乡一探，这是多少对岸人余生的夙愿，可惜很多人未能等到那一天。

沈之岳的大陆之行，被一些人过度渲染，称其为“双面间谍”。甚至借用张爱萍之口，称赞其“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这显然是对沈之岳的美化，逼得李幼兰老人（张爱萍将军之妻）出来发声明还原当天见面的场景。

张爱萍夫妇与沈之岳夫妇并不认识，只是受有关方面安排与其见面。见面后沈之岳称是来感谢不杀之恩的。原来1955年，我军发起解放大陈岛战役时，张爱萍是战役总指挥，而沈之岳随小蒋恰在岛上驻防。当时海空已被我封锁，初战即收复一江山岛，沈、蒋二人在劫难逃。

后来对岸请美国通过苏联提出暂停攻击，由美军派军舰将岛上军民撤走，大陈列岛所辖16个岛屿则交给我方。为避免伤及平民，我方同意了这个方案，也就相当于放了沈之岳一条生路。对此，张爱萍也调侃地说：“那你要感谢毛主席，要是我，就不会放过你。”

沈之岳并不是什么“双面间谍”，而是实打实的军统特务，这点从王芳的相关回忆中不难看出来。王芳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还担任过公安部长，相关内情恐怕没人比他更清楚。王芳回忆录出版的时间是2006年，当时沈之岳已经作古，也没有什么好为他避讳的。

还有另外的事实可以佐证。我方曾有一位叫朱枫的女特工潜入对岸，暴露后躲入舟山，就是在沈之岳地毯式的搜索下把她找出来的。朱枫也因此牺牲。包括1963年的澳门事件，如果不是我方及时防范，恐怕会闹出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都说明，沈之岳并不是“自己人”。

但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们仍然表示欢迎，这说明过去的恩怨已成历史，我们有着极为宽容的心态，去感化敌人。我们是讲政策的，不会干以血还血的事情。这种宽容不止是对沈之岳一人，也是对一切迷途知返的人。

这种宽容更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纵观历史，只有失败者才会记仇复仇。但宽容归宽容，真相却不能模糊。借用一句李幼兰老人的话结尾：“前人已经作古，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