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这位同学讲的，实际上就是“特色”和“本色”的关系。怎么理解这个“本色”？马克思主义的“本色”首先不是一种教条。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实际上是追求一个理想社会，推进我们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管是过去搞革命，还是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是围绕这样一个最终的理想社会目标前进的。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先悬置了一个既有的某种模式、某种教条，我们朝着这个东西靠近；反过来，是我们怎么通过实践探索朝着这理想目标（靠近）。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指导我们，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为指导）。我想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从实践上来讲，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可能着重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小平同志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除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共同富裕，它两个都离不开的。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今天提出要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更高程度的进展，这是不是说我们前后就不一了？不是的，我们前后都围绕着我们的“本色”，只不过不同的阶段，我们面临不同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也会根据我们的实践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动态地调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认识。
提问：张老师分享了其实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趋利避害”地利用了外资，我想请问，当今我们应该如何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平衡好利用外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
张维为：我先回忆一段历史。当时邓小平见穆加贝，穆加贝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引进外资，他担心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很耐心地解释，他说我们引进一个外国的企业，我们工人有工资，我们能够学到一点技术，学到一点管理，政府还可以收到点税收，这个产品可能出口还有市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
另外就是抓住时机。比方说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叫“两头在外”。沿海开放政策，当时很多（人）也有争议，但还是利大于弊，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当时这个决定有关。现在仔细回想，每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决策都是充满争议的，但你后来想想，这每一个决议、决定，都改变了中国。
现在在引进外资方面怎么趋利避害，中国已经找到比较成熟的办法。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想在服务业引入“鲶鱼效应”，若国外有比我们做得好的产品、服务，我们把它引进来，然后跟国内产品服务进行竞争，以此提高我们服务业的水平。大致这么一个战略。但宏观一定是可控的，其中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你这个资金进入中国，我们欢迎，只要是合法的渠道，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个关我们一直把着。
刘晨光：我们中国的发展模式讲的“两头在外”，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在那样一种条件下，我们只能这样。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中国实现的这种现代化，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很难很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问题转嫁到外部，而是通过我们自身来消解这样一些问题。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伟大，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今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迈向更高的领域，依靠过去这种模式肯定很难走下去了，要有更高程度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那么肯定我们会做得比过去更好。
提问：我国一直以来的发展理念，不同于西方国家那种打压、掠夺式的发展，而是追求与各国和平共赢。现在国内学术界就有一种声音说，我国所要建设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所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文明国家的崛起，各位老师对这种观念是否认同？同时又是如何理解我国在世界发展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未来发展的走向？
张维为：我自己一直主张把中国发展模式、发展成果包括问题，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它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次一个突发性的事件就是新冠疫情防控，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中国做得比西方模式好一百倍都不止，所以它们现在拼命要抹黑中国，但这没有用。
我前一段时间在和西方学者辩论时也说过，（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几个方面。政治上，你们是所谓“一人一票”加多党制，现在来看这个制度非常明显过时了，我们是选拔加选举，而你只有选举，哪个更好？我们更好，甚至好很多。经济上，很明显，混合经济比光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经济要厉害得多。社会上，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模式，中国这种模式比西方两种对抗的模式要好，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很有底气的。
刘晨光：这问题触及到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怎么认识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交大讲“饮水思源”，我觉得我们党的源头，一个很根本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另一个源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个源头共同给养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成长。
刚才这位同学讲，我们不是搞霸权主义的，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搞和平发展，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这样搞的，我们宁愿自己承受发展中的代价，也绝对不输出矛盾。而且我们还通过力所能及地为更多的国家解决它们的矛盾，使它们融入我们的发展中，这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很深厚的文明底蕴。西方文明实际上很缺这个东西。
提问：改革开放当中，您觉得哪一种精神最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人学习？
张维为：我想非常重要的还是“敢为天下先”，敢闯，能够不被眼前的一些问题给束缚住，然后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我再补充一点，我始终觉得你研究毛泽东也好，研究邓小平也好，研究周恩来也好，这次我们谈三个领袖人物，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绝不盲从，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云亦云。
主持人：我也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当时我们的浦东开发开放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这广告是发在《人民日报》上的，全国各地的很多年轻干部，很多人在当地都已经做到处级干部了，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人生的状态，体制内的，但是他们勇于打破，全部投奔到浦东，从零开始，参与浦东的建设。浦东当时有一个概念叫“八百勇士”，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个年轻。，所以要问说年轻人在哪个时代，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发展的阶段，最后成大事的人的主体，年轻人绝对在其中。
刘晨光：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核心精神，我的理解就是开拓创新，而这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你看我们民族的经典《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整个近代以来，我们实际上就在做这件事，不断改变现实的不合理的状态，不断改变现实的种种束缚生产力、束缚人的发展、束缚社会进步的因素。我想汇集到今天改革开放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最核心的。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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