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专门指示随行的央视摄影团队，他说：“你们要少拍一点我，多拍一点人家的现代化建设，多拍一点人家老百姓的生活。”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家对外部世界了解得很少，当大家从电视里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居然也有电冰箱这样的电器，确实感到很大的震撼。

邓小平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中国人民——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推动改革开放，奋起直追。后来中国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整个国家面貌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个时刻，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当时国内很多人真的是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邓小平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义无反顾地强势回应了西方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挑战。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果断抉择，中国完全可能陷入长期动荡混乱的局面，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全面崛起。

风波发生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同中央负责人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谈话。他回顾了党史，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一直到王明都没有做到。他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历史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另外一段话、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整个国家面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使无数国人真正感受到党的力量，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伟大的力量，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对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谈话。


1992年岁首，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资料图/新华社）

当时的国际背景非常复杂。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当年说的“历史的终结”。

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人，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内增加一份外资，就是增加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发展速度下滑。

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

1991年8月20号，也就是苏联解体的前4个月，他是这样说的：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中国的机遇，看到社会主义的机遇，但我觉得他可能认为周边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他很着急。

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他一路呼吁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大规模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更加勇敢地拥抱市场经济，更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或者是（最了解）苏联东欧模式的人。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一年，1949年之后又七次访问苏联，他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几乎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在看来，邓小平走的不仅是一步大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步险棋。

我记得1988年5月的时候，一位非洲总统来北京访问，他请教邓小平应该如何和西方打交道，如何应对全球化，小平同志讲了四个字——“趋利避害”。

回望过去数十年，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等。但邓小平明确我们只参加经济全球化，拒绝西方主导的政治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也要趋利避害。

他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他还明确指出：“现在的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他的“南方谈话”中有很多振聋发聩的警句，把很多长期困扰改革开放的问题一下子梳理清楚了，比方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句话一下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下了定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念奠定了基础。

然后他又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表述很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推进国家发展的动力。

回望改革开放的四十来年，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的新路。实际上这也是对邓小平这三个历史抉择的一个总结：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抉择，就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邓小平1989年的抉择，就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1978年的抉择，就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民情国情的新路”。这三个战略抉择最终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环顾整个世界，很多国家也实行了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国资本，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甚至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通过趋利避害的方式参与全球化，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三十来年几乎没有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通过改革开放这关键的一招，今天的中国迅速成为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这也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一出国就爱国。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袭来，更是让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与西方抗疫模式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伟大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伟大的“心胜”——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特别是年轻人心中，西方制度、西方模式跌下神坛，西方模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已经风光不再，“魔力”殆尽。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建党百年之际对小平同志的最好告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刘晨光：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邓小平和改革开放。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他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领导了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应该连贯起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建设理想社会与实现民族复兴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百年党史，中国道路实际上先后有两条，一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今天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呢？或者说，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怎样的文明特质呢？


我想，首先就是实事求是。

中华文明非常注重历史经验，注重从历朝历代的实事中汲取政治智慧，这就是《资治通鉴》的传统。我们今天讲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自毛泽东的发明创造，强调的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小平同志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西方，学习美国，学习很多别的国家，可以说拜了很多“师傅”，但都是从我国具体实际和现实需要出发，以我为主，化为己用，最后蓦然回首，发现已经在师法各家后自成一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二，即用见体。

“体”是本体，“用”是功用。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指的是“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的是“用”。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是共同贫穷，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为此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