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

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在发动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1957年以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逐步升级的结果。

关于这一"左"倾观点升级变化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乔木同志也作过论述，这里不打算再重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左”倾观点到发表“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时，是更加升级、达到高峰了。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说法，当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变了质，变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许多党的领导权被篡夺，社会主义国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的党内国内的斗争竟然被说成有如此严重的性质，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因为说扩大化使人容易理解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象确实存在，只是在数量上把它扩大了。实际上当时说的这种斗争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把它说成阶级斗争完全是无中生有。“文革”从开始到最后，宣称要打倒的敌人一个也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所谓走资派。这怎么能称作阶级斗争扩大化呢？为了使概念准确，还是应当把这种错误称作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乔木同志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在一段话旁边写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他在有关的叙述中加上“无中生有”、“人为地制造”的词语，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定性是十分严谨、毫不含糊的。

毛主席为什么会把形势估计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略）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有他的执着追求。

按乔木同志的说法，从八大以后，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要说得很清楚也不容易。

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同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要实行供给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武昌会议上讲不断革命，批评斯大林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不注意过渡。以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时又发了一些带空想的议论。以后讲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个是利润挂帅，一个是物质刺激，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他就是要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这几样东西。当然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逐步限制以至取消。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取消。

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可以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代表他的有着“左”倾空想因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文件。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是逐步发展的。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说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说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说法都比“文革”前讲的调子更高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还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文革"时期这种"左"倾错误认识都是从前十年的错误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后来提出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说法，显然是与说明这种来由有关。

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乔木同志曾经想写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还是没有写。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写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有着空想内容的社会主义目标归纳为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他是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设计“纯洁”的理想社会蓝图都算在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之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毛主席想要建构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并且说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

乔木同志说，“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有时在党内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得不到中央的同意，他就想另外搞一个中心，老讲北京的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常到外地去。不愿同中央常委同志谈话、见面，不参加政治局的会议。

"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没有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充分表达，又得不到多数赞成，但一直在他头脑里保留着和发展着。他认为实行这种想法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意思，那段话说，"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乔木同志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并不只是他个人所独有，它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这种思潮从来就有，现在也还有。法国有个左派评论家贝特兰对中国的“文革”十分赞同。他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能提出要达到什么经济指标，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搞过渡，就是要拉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社会主义。这种评论家在美国、日本都有。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文革”，他们是从毛主席的言论中了解到的。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所以非常赞赏。在国内、党内，毛主席的这种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在"文革”前经过广泛的宣传，经过四清运动和学术文化批判运动的实践，到“文革”发动时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上述建构所谓平等社会的空想主张，也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光。加上林彪、江青一批野心家煽动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等等因素，这使“文革”能够很快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使相当多的群众卷入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极大的运动之中。

（作者：郑惠

选自《回首“文革”》（上册））

推荐理由：《回首“文革”》是为反映“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来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回忆而选编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虽然开始了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反思，但还谈不上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也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胡乔木作为决议起草的负责人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决议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分析评价及解决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只列举几点。

邓小平从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讨。胡乔木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他认为，这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从第三稿开始，直到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一直为大家所肯定。

历史决议的第24节着重分析了“文革”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指出：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并把它作为“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加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决议中的上述这段话，是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的。邓小平完全赞成。邓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段话在“文革”中曾被当作抓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经常被引用和宣传。胡乔木认为：“列宁所说的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他还认为，《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而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或法权)“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但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结果导致我们破除或限制了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关系，损害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教条地对待了”。

评价“文化大革命”，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采纳和认可。

在给“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在起草决议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长期以来，党史上在对待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党内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谁犯了路线错误，谁就等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这也是导致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从而最终爆发“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在负责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胡乔木坚决主张否定这一不符合实际且给党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危害的思维模式。

他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不能任意滥用，而党的历史也“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但对“文化大革命”，决议起草之初他认为，不提“路线错误”有点麻烦。后来，胡乔木经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从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胡乔木对路线、路线斗争的主张，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路线斗争满天飞的年代，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通过这种改变，确立了对历史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鲁书月 作者为邯郸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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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胡乔木与毛泽东在一起

从1941年2月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止，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长达25年。在毛泽东秘书这个岗位上，胡乔木成长、成名，他站在中国政治舞台核心的最近处，见证和记录了历史的风云瞬间。

胡乔木出生于1912年6月1日。1937年7月，25岁的胡乔木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红都延安。到延安后，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做过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过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

193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青年》刊发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该文文笔畅达、观点独到，不仅分析了中国青年趋向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还明确指出任何企图“在青年中间实际封锁和取缔马列主义，阻止青年思想的进展”的人，“无论换一个什么罐头”政策“统制”，都注定要失败，文里乾坤闪耀理论的锋芒。文章署名“乔木”，作者正是胡乔木。毛泽东阅读了这篇文章后，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胡乔木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1941年初，胡家窑洞喜事连连。1月下旬，胡乔木与妻子谷羽喜获爱女，取名“胜利”（即胡木英）。2月初的一个清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又登门送“喜”。王若飞一把拉住胡乔木，郑重地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一愣，满脸惊疑。做毛主席的秘书？太突然了。

确实太突然了，因为胡乔木至今也没有与毛泽东有过哪怕一次的直接接触。为了理出一点头绪，胡乔木搜寻着“与毛主席接触的可能”的回忆

那是1940年5月3日，由“安吴青训班”更名而来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临祝贺。站在台下的师生们齐声合唱《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昂扬向上的旋律和激情四射的歌词，令人耳目一新，一下子就将开学典礼推向了高潮。

这首歌可以说是最早的毛泽东颂歌。此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是中共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却是张闻天。直到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在组织上确定毛泽东为最高领袖。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恰恰是干校教务长胡乔木。他在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离遵义会议的结束还不过5年！

尽管毛泽东由于身体不适而没有讲话，尽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无人了解，但现场听到自己的颂歌，他的心里应该有一种欣慰。然而，毛泽东与胡乔木并没有直接接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台上的毛泽东难以注意到台下众多师生中的胡乔木，台下的胡乔木也只能远远地注目着台上的毛泽东，没有接见，也没有交谈，只是注目

尽管出乎意料，但胡乔木肯定这不是在开玩笑。他对王若飞紧张地说：“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没有当过秘书，没有经验呀！”为了打消胡乔木的疑虑，王若飞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原委：

1939年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很好。毛主席看后很欣赏。也就是说，主席在两年前就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因为周小舟秘书被派到冀中区委任宣传部长去了，主席身边人手不够，就决定调你去接替他。而且是主席自己亲自点名要调你呢！

谁也无法料想，就因为一篇文章，胡乔木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又因毛泽东的一句话，胡乔木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做了毛泽东的秘书。

做毛泽东的秘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报到那天，胡乔木与毛泽东见了一面。见面时，胡乔木除了激动就是紧张，他由于没有当过秘书而不知所措。而毛泽东呢？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胡的经历，寒暄了一下，工作的事情半个字也没交代，就转身匆匆忙他手头的工作了。

这样的会面，多少与胡乔木想象中的有些距离，而毛泽东的“随意”，则更令胡乔木无所适从。胡乔木不敢问毛泽东应该做什么工作，便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就这样在心怀忐忑的“悠闲”中度过一天。这一次会面，只能用“草草”来形容。

1945年8月，胡乔木(右二)等人随毛泽东（左二）赴重庆谈判

第二天，胡乔木鼓起勇气，敲响了毛泽东的门。一进门，他就看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稿《六大以来》的清样。胡乔木顿时有了主意，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来干这个吧？”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笑着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

胡乔木从校对工作开始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政治生涯。

《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始于1940年下半年，初时由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的裴桐收集文献。胡乔木来了后就慢慢地交给他负责了。《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280多万字。其最初目的是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准备材料、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的。由此可见，该文献的校对工作之繁、意义之大。据杨尚昆回忆说：“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是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从某种角度说，协助毛泽东校对、整理和编辑《六大以来》等文献，使胡乔木对中共发展史的熟悉和完整把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考试”；而对未来的他来说，是使他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的一个“基本武器”。

推荐理由：“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我们党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向苏联开火，苏德战争爆发。消息传出，世界震惊。毛泽东深知苏德战争的爆发必将直接影响中国内政的发展变化。同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苏联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更加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为解答人们的疑惑，坚定人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更为促进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毛泽东开始酝酿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6月27日晚，在深思熟虑后，胡乔木被叫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习惯性地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毛泽东说：“要说明苏胜德败的问题，必须抓住四点来写：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苏联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士气民气旺盛；第二，德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已扩至极限，而且其战略战术长短优劣经过两年的战争大多已大白于天下，容易引起被侵略者的注意和防御，苏联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第三，德国法西斯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攻击之中，随着战线战区扩大，供给和联络就有可能被切断，这些困难都是苏联所没有的；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一说完，毛泽东就告诉胡乔木：“乔木，你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给胡乔木下达写作任务。

接到任务后，胡乔木立即回到自己的窑洞动笔写作，而毛泽东则在那里等着。胡乔木不愧是个“快枪手”，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稿子赶了出来。毛泽东看了看，只稍作修改，就同意立即送到《解放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这个写作任务，不仅时间紧，而且题材重大，完全就是个命题作文。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文章没有表扬，也没提意见。但毛泽东对文字的要求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胡乔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毛泽东不会轻易表扬秘书，没有批评，就是一种奖励。

社论发表后，反响强烈。胡乔木因此声名鹊起。此后，胡乔木用自己的笔杆子紧密地配合毛泽东的言行与部署：毛泽东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思想，胡乔木就能作成一篇大文章。他博闻强记、文思敏捷而又谦虚谨慎，他的文章逻辑缜密、笔调犀利却能开阖有度，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赞赏佩服。他出色地干好了毛泽东秘书一职，同时也渐渐为自己赢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称。岁月变迁，胡乔木越来越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倚重，他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他的职务也换来换去，但有一个职务始终不变——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一职。因为，在毛泽东的眼里，胡乔木已经不可缺少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委以大任。他是新闻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成员之一。但是，当胡乔木的政治之路越拓越宽的时候，隐藏的危机也略现端倪。一方面，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胡乔木的工作表现逐渐在毛泽东心里产生落差，毛泽东对胡乔木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起来；另一方面，处在高层的意见分歧之中，胡乔木的协调渐渐地力不从心。

1957年，毛泽东在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3月1日举行的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的一些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太相符。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批评。而《人民日报》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冷淡反应，则更令毛泽东光火。胡乔木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自然难辞其咎。4月9日，毛泽东非常生气地批评了胡乔木，说胡乔木“浅、软、少”。4月10日，毛泽东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10人到他的住处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

此后，毛泽东频频批评《人民日报》及胡乔木等负责人。4月24日，毛泽东将当日的《大公报》批转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6月13日，毛泽东又给胡乔木送来前一天的《北京日报》，并在第一版写下批语：“《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

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例如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看到这样的批语，胡乔木自然面红耳赤。他知道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很不满意。胡乔木实在坐不住了，他立即调整思路，跟紧毛泽东和中央的步调，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部署。6月中旬，胡乔木写出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表明：胡乔木终于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证明他仍有能力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但愿望与事实相违，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不合拍，来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频繁。

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胡乔木任起草小组组长。由于胡乔木对毛泽东认识上的转变也毫无感觉，因而在写《议定记录》时，他没有察言观色，仍然实事求是地写了“大跃进”的缺点。结果，不少人批评这份记录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执笔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最多最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进行申辩：“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我们党在长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鼓励揭问题的发言，显得极为不合时宜。

1949年4月，毛泽东（右）和胡乔木(左)在香山交谈

8月2日，毛泽东发表分量极重的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胡乔木的处境更加严峻了。

胡乔木不愧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打了“翻身的一仗”。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在言论中流露出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针对这一“谬论”，8月10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胡乔木说，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其用意显然是专指斯大林的错误的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和批驳，指出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显著的不同。最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胡乔木的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加之“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说法本身依据不足，因而该说法根本就经不住胡乔木的批驳。

果然，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十分满意。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地讲到了“秀才”问题，他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他这番话，无疑是对胡乔木等“秀才”们的肯定，这标志着胡乔木成功地化解了摆在面前的一次政治危机。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胡乔木的信任打了折扣，庐山会议中对胡乔木等人的审查直到10月17日才告结束，就是例证。

推荐理由：对“大跃进”运动后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以及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文革”的发动等时间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它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跃进”高指标。其时，自南宁会议以来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并做过“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私下对胡乔木说：这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还是不要把具体数字写进会议公报为好。

胡乔木认为：“全会都已经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且这份公报是经他和毛泽东多次一起斟酌、考虑才公布的，当时的毛泽东也很满意。因此，胡乔木就没敢把陈云的建议告诉毛泽东。

但是，事情的发展又一次出乎胡乔木的意料。

由于1958年征粮过了头，农村开始出现了“丰年闹春荒”的现象，而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迅速转向。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他甚至还说：“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分量极重、不留余地的话收到迅速扭转形势的效果。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走到纠“左”的前列了。

这一次，胡乔木对毛泽东的纠“左”态度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的心情开始放松。所以，在195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开始的那一天，胡乔木主动把陈云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写进公报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殊不料，八届七中全会中争论最多的依然是指标问题，毛泽东正为此而辗转反侧。听了胡乔木的报告，毛泽东顿时火冒三丈：“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杨尚昆与薄一波看得很明白。杨尚昆说：“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陈云一直都在作自我批评，而早在南宁会议上，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薄一波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显然，胡乔木反映的情况，成为毛泽东的绝佳台阶，而对于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胡乔木只能委屈地吞在肚里。

1961年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带领调查研究组到湖南、广东和浙江的农村搞调查研究。

胡乔木在湖南韶山等地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在4月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４份材料，这些材料很少反映成绩，相反，几乎都是在说农村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极为震惊，他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迅速将之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嘱其“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胡乔木对毛泽东如此重视自己报送的材料感到十分欣喜，他觉得毛泽东又要开始回到反“左”的正确道路上来了。1961年5月，胡乔木高高兴兴地结束在湖南和湖北的调查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情况汇报。在汇报过程中，胡乔木坦诚地为庐山会议纠“左”没有能继续下去而感到遗憾。

此外，他还提到了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请他写一个反“左”的文件的事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7月23日讲话以后，刘少奇曾主张批判彭德怀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为此，刘少奇特意找到胡乔木，要他来起草。胡乔木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批判“军事俱乐部”的情况下，实在感到这个反“左”的文件不好写，就对刘少奇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听胡乔木这么回答他，就很生气地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没有办法，胡乔木就去请彭真找刘少奇谈，最后才决定不写了。

毛泽东听了胡乔木谈的事情后，没有表态，只冷淡地回了一句：“啊！有这回事！”言词中微微有些惊讶，却非常耐人寻味。

不久，一件令胡乔木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毛泽东讲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让他起草一个反“左”文件的事情，一下子在开始于5月21日的北京会议上传得沸沸扬扬。刘少奇听到传言后，就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谈话内容，怎么突然就传开了呢？胡乔木无法想明白，也无力去追问。

刘少奇的批评，无疑使胡乔木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的老毛病——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严重到无法再拿笔写文章的地步。

前年，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因陈云的建议问题批评了他。如今，在北京会议上刘少奇又因同类事件批评了他。如此一来，中共中央最高的两位领导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胡乔木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等北京会议一结束就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了请假报告。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胡乔木的报告，让他好好休息一下。8月17日，胡乔木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自己在北戴河休假的情况。

毛泽东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在8月25日给胡乔木回信，对胡乔木的病休表示肯定，并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要“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

毛泽东的信，言辞恳切，既有对胡乔木发自内心的关怀，也不乏某些善意的忠告。其中，毛泽东建议胡乔木“须长期休养”“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的建议，其言外之意，聪明的胡乔木自然不难领悟。

只不过，令胡乔木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病不只是“一、二、三年”，却是10多年。以毛泽东的这封信为标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角色也开始有了实质上的变化——名义上胡乔木仍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却从此离开了毛泽东身边，并逐渐淡出了毛泽东的视野。

此后，尽管胡乔木通过诗书与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这时连见上毛泽东一面都难。1966年6月，胡乔木在杭州好不容易见到了毛泽东。见到毛泽东后，胡乔木一时乱了思路，原本想好了要向毛泽东诉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毛泽东这边，话语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言语之中，仍见关怀。胡乔木欣慰感激之余，更多的是无可弥补的遗憾：他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面谈。而这一次别离，也为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作者：易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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