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大西坝——

浙东运河上的宁波门户（上）

2013年3月，时属鄞州区高桥镇的浙东运河姚江水利航运设施大西坝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由京杭运河连浙东运河的“中国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其中的大西坝旧址更引世人关注。

一、话从晚唐说起

在晚唐长庆元年（821），宁波（古称明州、庆元等，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宁波）刺史韩察奏请朝廷，将州治从鄞江边上的小溪镇，东迁甬江、姚江、奉化江汇集的三江口，并获得批准。宁波州治从狭小的小溪镇东迁到宽阔的三江口，是宁波由农耕文明迈向港口文明，因而发展成现在“港通天下”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凡。

然而，迁驻到三江口的宁波城，因东南北三面受三江咸潮之围，立即碰到了淡水资源欠缺和航运水道欠畅的两大问题。其中，航运水道虽然可从三江口进入姚江，或从甬江出海北上进入长江，都能深入内陆各地，但据后来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载：“大江乘潮多风险”，因而还得另开安全航道。

归结这两大问题，其实只是开掘河道一事，因为有了河道便能引水和通航。对此，勤劳精明的宁波人，逐步开掘了以宁波城为中心、辐射到东乡和西乡的六条塘河，使宁波初步形成了“三江六塘河”的水利航运的基本格局。这“三江六塘河”，不但初步缓解了当时宁波城的两大问题，而且还惠及现在。

“六塘河”中流经西乡的南、中、西“三塘河”，虽能引源于四明山区的樟溪、广德湖、大隐上游河之水入宁波城，也开通了宁波城通往城西各乡的航运水道，但还有两个不理想之处。如果四明山区雨水过多，便会引起樟溪、广德湖、大隐上游河之水泛滥成灾并通过这“三塘河”殃及宁波城。这“三塘河”的航运水道，仅限于宁波所属西乡，还不能走出宁波通向内陆各地。为弥补这两个不理想，宁波人又在广德湖南北两岸，分别疏浚或开掘了几条横穿南塘河或西塘河，南通奉化江或北通姚江的泄洪河渠。其中，南起西塘河、北通姚江、现在所称的大西坝河，很可能也是为此疏浚或开掘的既可泄洪又可通航的河渠。这样，在保证宁波城旱涝无忧的同时，也开通了宁波城唯一的出西门，经西塘河、大西坝河，进入浙东运河姚江，是避开三江口“乘潮多风险”的安全航运水道。

浙东运河由自然河道与人工塘河相接而成，西起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江接京杭运河（为现代名称，本文为叙述方便提前使用），途经萧山（古称永兴）、绍兴（古称越州）、上虞、余姚，东至宁波三江口接甬江出海，故又称杭甬运河。其中，余姚至宁波三江口的一段，在余姚划为宁波属县后称为浙东运河宁波河段。宁波河段是由主干姚江与两条支流并行共举。当姚江流到丈亭，向北分出一条支流叫慈江，慈江经化纸闸接镇海中大河后流入甬江出海。大西坝河和西塘河的开通，是姚江过丈亭后向南分出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的开通，便成了宁波经绍兴、杭州等地并进入京杭运河，通往内陆各地乃至京城的黄金水道，从此旅客往来、船楫穿流络绎不绝。

人在旅途讲究一帆风顺，特别是赶考学子、赴任官员、离家经商的人都想所乘船只能扬帆鼓篷，一往直前。为此，宁波人在大西坝到宁波城西门口的河道上建造的桥梁，多为“船舶过往，风帆不落”的石拱桥。这高高的石拱桥多达七座，依次为西镇桥、高桥、上升永济桥、新桥、望春桥、西成桥、大卿桥，其密集度占宁波西乡各河之首。其中，始建于北宋的高桥，古称“其桥甲于一郡”，1999年被评为“宁波十佳名桥”之一；始建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的望春桥，南宋宝庆《四明志》称其为“官塘河上第一桥”；始建于南宋晚期至明朝初年的大卿桥，被后世称为“宁波最高大的老桥”。

宁波人还将经大西坝通往京城的宁波城西门，在晚唐始建时命名为望京门，在南宋重修时改名为朝京门，在元朝重建时又取名为迎恩门；又因西塘河官船官员来往频繁而被称为官塘河。

二、坝自南宋始建

凡事总有利弊两面。泄洪河渠的弊端之一便是姚江咸潮的深入浸蚀和河湖淡水的过分流失，尤其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废3倍于东钱湖的广德湖为农田后，西乡“自是岁有水旱之患”，储蓄淡水资源更为紧迫。为此，宁波人又在泄洪河渠上逐年筑起碶闸、坝堰等排涝泄洪、阻咸蓄淡的水利设施。建在大西坝河姚江口头的大西坝，便是其中之一。

大西坝始建时间已无确切记载，而在修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的《四明志》已写到了大西坝，说明大西坝建于此前。始建的大西坝是座较为简陋的泥质坝，而且那里已有了一个通往姚江对岸的渡口叫西渡（也称蓝公渡），人们便称这座泥坝为西渡堰。此时，西渡堰这个地方隶属鄞县句章乡夕阳里高桥村。

泥质堰毕竟不能长久。据修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的《四明续志》记载，西渡堰虽然在淳祐年间（1241—1252）作了“稍加葺治”，但“未几堰复坏”。

于是，宁波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对西渡堰进行了重建。据《四明续志》记载：“宝祐六年（1258）八月，大使丞相吴公给钱五千七百三十九贯五百文，委司法赵良坦同副吏许枢监莅修筑，伐石辇材，费一出于公所，济博矣。”这座重建的西渡堰，因位于宁波城西，被称为西坝；又因是石质坝，也被称为石堰；更因此坝建得高大坚固，被称为大西坝。由此，大西坝之名便沿传至今。

大西坝到了明正统年间（1436—1449），因泥涂淤积而移向江边浦口重建。对此，民国《鄞县通志》有载：“西渡堰……岁久涂涨，明正统间，知府郑珞移浦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自1959年6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在江北区湾头附近建成姚江大闸后，使整条姚江成了蓄淡江道，大西坝就完成了“阻咸”（在继续“蓄淡”）任务的同时，又增加了排涝泄洪和翻江水入内河的任务，因而当地政府对大西坝进行了多次改造。1958年建成大西坝闸，1962年建成大西坝碶和大西坝翻水站，1970年改建了大西坝，1987年对翻水站进行了扩容改造，近年还接连新建了大西坝碶和大西坝闸站，而且这些水利工程是越建越大，功能越来越齐全。

按理说，大西坝的建成是阻碍了船只的航行，但事实上那里仍然是宁波通往浙东运河的要津。究其原因，只能从浙东运河和宁波古城这两方面来寻找。

浙东运河的航运条件是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该运河开凿于春秋晚期越国的“山阴古水道”，在晋朝开通了姚江接萧绍平原的河道，以后又经历代的相继开掘，到了宋朝实现了全线贯通。也是在宋朝，大西坝的姚江对岸掘通了到慈江的刹子港，并称那里为小西坝。刹子港的开通，给出大西坝的船只除了航行于姚江以外，还可以经刹子港到达慈江。船到慈江，可向东经慈溪，到镇海，出甬江口；也可向西经丈亭再入姚江。那时，甬江潮汐可以到达姚江上游的上虞境内，在经过丈亭时导致姚江和慈江的水流方向相反。据此，往返于浙东运河宁波河段的船只，按潮汐的涨落情况，正确选择航行姚江或慈江及启航时间，可以提高航行速度，缩短航行时间。

宁波自古就是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北宋初的咸平元年（998）到元末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367年中，朝廷置市舶司于宁波，宁波成了江浙地区唯一对外贸易的港口。在明朝，市舶司虽然迁回杭州，但宁波依然是杭州市舶司管理的重点通商口岸。在清初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列宁波为全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置全国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于宁波。鸦片战争后，宁波又成了“五口通商”地之一。如此长时期的经济、贸易重镇的宁波与内陆各地的来往，仅通过大西坝的一条途径，其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了。这种繁忙程度直到20世纪30年代开通了杭甬公路和杭甬铁路后，才得以逐渐缓和并被取代。

转自：http://epaper.cnnb.com.cn/nbwb/pc/content/202405/05/content_150663.html

大西坝——

浙东运河上的 宁波门户（下）

□胡白水

三、船从坝顶拔过

为了使大西坝能“兼通船楫”，宁波官民共同采取了拔船过坝、迎送官员及建桥造亭等补救措施。

拔船过坝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渡堰时，是人畜协力拔船过坝。据《四明志》记载：官府以每月每人二贯文钱雇佣18人、每牛及草料一贯文钱配备8头牛、三贯文钱准备索缆等用于拔船过堰。到了宝庆三年（1227），因管理不善，人散牛亡，使拔船过堰甚为艰难，后经知府胡榘过问，又恢复正常。

大西坝时，是人力借助机械拔船。在建坝时，于内外两面对称地各砌一条从坝底到坝顶一船宽的斜坡，在上坡的一面放上若干圆木棍、坝顶设置两个大转盘。在拔船时，索缆的一头套住待过坝船的船尾，另一头缠绕在转盘上，雇员分站转盘四周。待拔船号子一响，雇员挨磨似地推动转盘，缩紧索缆，牵船移上圆木棍，借助圆木棍减少摩擦力，将拔船到坝顶。当船身一半过坝，就会顺着另一面的斜坡滑下水面，这就完成了拔船过坝的全程作业。为便于拔船过坝，在坝上建有坝房，为管坝人员的办公室、拔船雇员的休息室及工机具等物品的仓库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在大西坝安装了电动升船机，采用“高低轮惯性”让船过坝。这种电动升船机，每次可让一艘30吨位或两艘10吨位的船过坝，大大提高了过坝效率。

迎送官员实施了三个步骤。在大西坝东侧的姚江边，建了一座3米高的炮楼。楼顶有人守望，楼内装有礼炮。当发现有官船来往，立即鸣放礼炮。隆隆炮声既迎送官员，又通知大、小西坝做好官员迎送和官船过坝的准备。从楼中刻有“明州锁钥”来判断，该楼至迟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之前，因为在该年朱元璋改“明州”为“宁波”，从此“明州”之名再未使用过。炮楼于1951年拆除。在炮楼南约30米的地方建有一座官厅，当官船要过大西坝时，就请官员上岸至官厅歇脚品茶；待船过坝后，再请官员回船继续航行。在宁波城西门口建有一座接官亭，当官船到达西门船埠头上岸时，即由接官亭派人出车马接官员入城。

至于建桥造亭，就是在上文提到过的七座石拱桥和将于下文说到的四座凉亭。

可能因补救措施的得力，过大西坝的船只如《四明续志》所记：“舳舻相衔，上下堰无虚日。”其中，留下了陆游、崔溥、张苍水、黄宗羲、陈汉章等人物的过坝身影。

大诗人陆游曾从绍兴经大西坝到宁波月湖，探望曾提携过他的原丞相史浩。探望时间当在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到绍熙五年（1194）之间。因为只有这段时间，这两位离乡任职的大忙人，才分别罢官蛰居绍兴老家和致士定居宁波月湖，有了在月湖相见的时空。

古代朝鲜官员崔溥在明弘治元年（1488）因故从海上漂至中国台州，后乘船过大西坝，经浙东运河、京杭运河、鸭绿江返回故国。他将沿途见闻写成《漂海录》， 其中写到大西坝是：“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之与外江不得相通，两旁设机械，以竹绹为缆，挽舟而过。”

抗清英雄张苍水于清康熙三年（1664）被捕解送杭州。在过大西坝时，突然有一和尚掷瓦于舟，又疾行而去。瓦外裹一纸，纸上有字云：“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早已视死如归的张苍水看后笑曰：“此王炎之后身也。”此事以“西渡僧掷诗瓦”流传至今。

大学者黄宗羲曾从家乡余姚过大西坝到宁波白云山庄的证人书院讲学。黄宗羲在清康熙六年（1667）五月和七年（1668）三月两次到证人书院讲学，途径大西坝可能不止一次。

我太外公、国学大师陈汉章老先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从家乡象山赴杭州师从俞樾时，走的也是过大西坝的浙东运河。在过坝那天，刚好“大雪初霁，群山皆皓”，又起东风，船速快疾。他心情舒畅，吟诗云：“东风齐着力，飞雪满群山；流水杳无际，行人何日还。”

四、村因坝而得名

大西坝村位于大西坝东侧的姚江边，因坝得名。

大西坝村“村民主姓楼，宋时从奉化迁来”，楼氏是大西坝村记有明确迁居时间的最早姓氏。该村在上个世纪已形成楼、金、周三大姓，到本世纪初有住民282户844人和耕田585亩，主产稻谷和蔺草。

楼氏在“宋时”迁居大西坝村的具体时间存有建坝前、后的两种可能。如果迁居在建坝前，那么楼氏是大西坝村的首批村民。但是，在建坝前，大西坝村这块地方还是咸潮浸蚀的芦荡荒涂，迁居的可能性很小。相比之下，在建坝后迁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因为建坝后这块地方实现了阻咸蓄淡，其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西坝村的首批村民很可能是大西坝的雇佣人员及其他们的家属。他们因职业需要而率先迁居到这块处女地上，在业余时间与家属们一起，割芦苇盖草舍，垦荒涂种庄稼，撑船运输，撒网捕鱼，辛勤改善生活、生产和生存环境，从而迎来了第一批移民楼氏。楼氏在大西坝村定居后繁衍成族，遂成主姓。

大西坝村这块地方虽然在宋朝已有人居，但发展较为缓慢。在《鄞县志·政区·行政区划》中，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才出现地域名“西坝”，时属鄞县清道乡横山里四十九都二图；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才出现“大西坝村落（居民点）”，时属鄞县高桥乡；在《1990年底鄞县区、乡镇、村一览表》中，发现大西坝村成为高桥乡的一个行政村，但其属下仅一个大西坝自然村。2016年10月，大西坝村随所属的高桥镇由鄞州区划为海曙区。

起自高桥的大西坝河及其东岸的大西坝古道，直穿大西坝村到达姚江边的西渡口止，全程2.5公里。过去，在村内的该古道上，共建有四座亭子。从现存的上凉亭、下凉亭和渡亭来看，它们的建筑都相当普通。上亭和下亭均为抬梁式的清朝建筑，石柱木梁，面宽三间，长方形状。渡亭大约初建于宋，原亭早毁，现为重建的砖混结构四方亭。然而，从这些普通亭子上，至少有两点体现出过去“大西坝百姓以坝为业”的职业特点。从建亭数量来看，在一里稍长点的村内沿河古道上，连续建有四座亭子，这在其它古村是很少见的，如果不为大西坝，是不会建这么多亭子的。从建亭位置来看，上凉亭是建在传说中的最早坝址旁，下凉亭是建在移建后的坝址旁，渡亭是建在姚江边的渡口旁，这更说明了建这么多亭，是专给等候船只过坝、摆渡过江的旅客提供挡雨、遮阳、歇脚的方便。难怪上凉亭和下凉亭都成了区级文物保护点。

由这四亭想起，据船只排队过坝、拔船雇员昼夜作业、陈汉章老先生夜宿大西坝等记载，我们后人可以设想，当年大西坝村可能还会有饭庄、客栈、茶室和多种商铺、摊贩等；大西坝和大西坝村是如何的繁忙和繁荣。

以坝为业的大西坝村百姓，也注意村里的文化氛围。在明清时期，村内建有三圣殿、雷公殿和普渡庵。三圣殿塑造和供奉着药王菩萨及左右两位肩背药箱和手採药草的童子。雷公殿祀雷公雷婆神像，每逢农历初一月半，有不少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普渡庵占地约400平方米，在大雄宝殿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每天的晨鼓暮钟，环绕在村内上空。在清代，大西坝村办有义庄义塾，为村内贫困人家解除生活和求学的后顾之忧。该义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建为蓝渡初级小学堂，这所初小直到1990年还在发挥它的义务教育职责。

现在的大西坝村为原有的瓦房和新建的楼屋所组成。在原有瓦房中，还有楼氏大宅院、周家里（礼）五房宅院、长弄堂民房等规模较大的民国建筑，均成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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