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课外补习班给家庭带来的重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发现，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生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2005年的2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年的3倍。

民进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显示，在上海有84.15%的孩子参加过或正在参加课外辅导班。一项针对黑龙江全省高中生家庭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他们花在补课上的费用是2万到3万，而且还在逐年攀升。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补课的“禁补令”的刺激下，这个费用在之后很可能还会不断变高。

第三，是孩子的健康问题。

由于在学校课业过多、学习压力过大等原因，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近视率、睡眠不足率持续攀升。

宁波，天刚蒙蒙亮，一个孩子已经走在上学路上。/ 东南商报

根据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数据，我国6到11岁儿童睡眠不足的达到74%，12到14岁是71%，15到17岁则是61%。在学校运动不足一小时的比例也达到66%。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首位，且低龄化趋势明显——45.7%小学生近视，74.4%初中生近视，83.3%高中生近视，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达87.7%。

在这三座大山的压力下，一个简单的做法当然就是现在的各种“减负”措施：第一，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第二，减少学生的课后作业；第三，通过不公布考试成绩排名的做法，来抑制家长的补课欲望。

种种减负措施看上去都相当有针对性，但是，这种强制的行政手段在严峻的教育现状下，可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拿幼儿园来说，根据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陕西教育》曾发布过的一份数据，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五省区被调查的133所公、民办幼儿园中，有100%存在增加小学化课程的现象。

多次发文严禁幼儿园“小学化”。

而在这之前的减负措施（以“禁补令”为代表）同样如此。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老师因私自补课被举报后，家长们情绪激动地向管理部门表示：“你们敢动老师，我们就去投诉！”

如此看来，幼儿园小学化、公立学校强制补课、在职教师参与补课行为等现象，似乎都来自家长对公立教育强烈的需求。这时候突然对公立学校来一次这样的“一刀切”，可能只是在给家长们的焦虑火上浇油。

“减负”正在削弱公立学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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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前的小学生提早放学、初中生禁上晚自习，到现在的禁奥数加分、禁止幼儿园小学化，纵观近些年的几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国家给孩子减负的决心。

今年2月，针对全国范围内七成处于灰色地带的培训机构，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各地陆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打击“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这份通知由于其中对在职教师的严格限制，被称作史上“最严禁补令”。3月21日，教育部又连发两个文件，再次强调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并宣布要在全国全面清理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

杭州一小学生边上厕所边写作业。/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