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少年 Alexey 几乎一整天都在学习，不是在做物理实验，就是在学化学、下国际象棋或是读莎士比亚。Alexey 也打排球、学音乐。他的老师也很“鸡娃”，总是告诉他，他的前途取决于学习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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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少年 Stephen 则相当“佛系”，他对学习的态度比较无所谓，放学后他和女朋友约会，然后去参加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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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中学生的“对决”引发了美国民众的集体焦虑。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的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改革：1958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政府为天赋少年提供奖学金和特别支持，并提高了教师工资。


10年过去了，反作业的情绪又开始高涨。196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称：“如果作业耗费了社交、户外活动、创造性运动和睡眠的时间，作业就没有满足青少年的基本需求。”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一份重量级报告则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


80年代初，美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学生的学力水平。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伦·西奥多·西博格（Glenn T. Seaborg），主席由曾是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的约翰·威廉·加德纳（John W. Gardner）担任。


1983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份名为“A Nation at Risk”（国家危机）的报告，原文地址：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图片来源：wikipedia


1983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国家危机：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的报告。就如同它的标题提示的那样，它的内容对美国人来说相当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