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村
迷路加失温，在哀牢山中并不是新鲜事。李加华说，在樟盆村，很多村民因为害怕，“一辈子都没接触过真正的山心”。
30多年前，公路没修好时，倒是有村民赶着牲口，翻越哀牢山去隔壁县城卖。如果天气晴朗，早上出发，傍晚就能到达，第二天卖了牲口还能赶回家。如果天气有变，就借住在山边的村民家，很少在野外过夜。虽然这条路不经过如今的哀牢山保护区，但绵延的哀牢山峰地形十分相似，高度也差不多，给人的震慑感是相似的。
新世纪初，镇沅县与相交几个县城间的公路铺设完成，村民们逐渐放弃了劳累又危险的翻山行路。走的人越少，山路就越危险。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本刊记者，有几年，赶牲口翻山的人常常在山顶处被抢劫，之后走的人就更少了。最近关于哀牢山的本地传闻是2007年，夏季暴雨，哀牢山发生泥石流，一个村民刚好在保护区附近，被泥石流吞没，最后只找到了一只脚。
但危险之外，哀牢山也给村民们好生活的希望。茶叶、核桃树、药材、各类水果，都是山里的经济作物。山脚镇上的人说，以前樟盆村最穷，2014年修完路后，靠着将山里的经济作物流通出去，村民们一个个富起来，2017年就脱离了贫困村。甚至连村民最基础的需求——水源，也是从哀牢山山峰处的泉眼流下。泉水用于灌溉和日常生活，烧热的水喝起来还有一丝甜味。
总之，在当地人眼里，哀牢山和它的名字一样（傣语译为“老大”），是一座脾气不太好、颇有些凶险，但又难以离开的大山。对考察人员来说也是如此。虽然进山有种种困难和危险，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横断山、青藏高原的交汇处，植物、生物物种繁多，再加上哀牢山地质古老，是一个理想的综合科研基地。
和它相处的方式，唯有依靠经验和谨慎。即使挨着哀牢山生活了半辈子，李加华上山仍旧很小心，很少一个人单独巡山，尤其是要进入保护区时会更加谨慎。
他向本刊记者列举了自己每天巡山要带的东西：一把砍刀用来开路，一个急救包应急，一壶军用水壶开水和一顿口粮补充能量，一件厚雨衣防雨，一个笔记本和按手印的红印泥，用来记录擅自闯入保护区的村民。
15号到21号进山搜寻这几天，装这些东西的红色急救包全湿了，李加华一样样把东西翻出来，检查还有哪些能用，留下了创可贴、藿香正气水、封装好的纱布、小剪刀、口哨、手电筒⋯⋯
即便常年巡山，护林员也不能避免在哀牢山迷路。在4名调查员上山前一天，11月12号，晴天，中午1点半左右，李加坤带着砍刀独自一人巡山，返回时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
人一迷路，就容易急，他往山下走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给李加华，“他劝我冷静，不要着急，先坐下好好想想来时的路”。之后，李加华根据李加坤的描述，让他面朝某个方向，沿着右手一直走，终于找到自己当天用砍刀开路的痕迹。李加坤顺着痕迹飞快跑下山，现在都不敢靠近迷路那块区域。
“苦力活儿”
4名调查员的遗体被发现后，有关他们的信息也渐渐流出来。年纪最小的是张金榜，25岁，四川宜宾人，被视为家里的骄傲，左手写一笔漂亮的字；刘宇是昆明人，29岁，刚结婚不久；杨敏是江西南昌人，27岁，在后勤部工作，有个同龄妻子；4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张瑜，32岁，重庆人。调查队伍有“老带新”的传统，但张瑜并没有森林资源调查背景。他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张瑜在部队时一直是卫生员，后来转入厨房做后勤，今年才开始做森林资源调查工作。
一份昆明中心的内部文件显示，4名调查员执行的任务，是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的一部分。调查于今年9月初启动，昆明中心承担的任务是在年底前完成布设的国家级森林样地外业调查工作和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数据统计汇总分析后，确认后的调查成果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昆明中心从各个组抽调75名人员参与工作，其中也包括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等非技术类员工，杨敏就是后勤服务中心被抽调的6人之一。除了内部临时抽调人员，昆明中心还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2021年森调项目劳务采购公告，招标范围包括雇佣劳务70人，配合完成广东省、云南省边境地区共991个样地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最高劳务单价为每人每天400元。
为什么全国森林资源调查项目需要临时招募这么多调查员？林然曾经接触过该项目，他是工程和林业领域的一位从业人员。他告诉本刊记者，每年的森林调查任务都有时间节点，但只在某一期间人手紧张。而这是国家拨款的公益性项目，补助经费不多，因此各单位基本都会先从内部其他部门调人，不同专业背景的都可以，有时实习生也能派上用场。
总的来说，森林资源调查是个“苦力活儿”，林然说，在其他非技术类员工眼中，这甚至是一项机械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以云南省为例，确定调查员人选后，需要进行两三天的理论培训，主要是技术层面（如何操作仪器、工作流程）。理论培训后，各单位以“老带新”的方式，让新人练兵，在昆明随机选取4个样点，演习一遍基本操作流程。
根据林然的经验，一般培训半个月左右就能外出做调查，通常是3到5个调查员一起上山。找到样地后，先确认西南角点，把RTK设备立在西南角点，获取更精准的坐标。之后用罗盘按顺时针方向围出一个边长28.28米的正方形。正方形内，在每棵树1.3米的位置画上红油漆、测胸径，记录植物种类、优势树种等信息。
单是这些操作并不复杂，但困难的是每次上下山，都是对体力的巨大消耗，每一次都有不确定因素。可能遇到的困难很多，比如找不到西南角点，要靠其他标志物反复核准才能确定；比如样地的可视度和地理情况，影响着一份样地的监测需要半小时还是半天才能做完⋯⋯而一旦进山，这份工作通常需在一天内完成，“有时在一个样地费时很久，就算摸黑也要完成。不然第二天又要再走一遍山路，才能重新监测”。
林然也参加了2021年的全国森林资源调查。他经常需要连续几天去不同的样地监测。头一天刚结束上山工作，回酒店后就要准备第二天样地的资料、路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工具是单位配备的Pad，里面存了往年这个样点的航迹、周围情况、监测数据。Pad里还有一个离线地图，无需信号，也能在山上看到自己是否偏离轨迹。
通常，调查员上山带着Pad就能找到样地。2020年度森林调查时，调查人员还多了一项RTK设备，有卫星电话的部分功能。一行人找到西南角点后，打开仪器，可通过卫星系统定位到更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但在林然看来，“这个仪器有点冗余，因为西南角点可以靠其他参照物确定，RTK设备沉，耗电量大，通常只在定位时打开，将数据上传至系统后就关掉”。至于这项设备在紧急时还有对外发送坐标的功能，林然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接受的培训里，并没有强调设备在安全救急这方面的功能。
此次遇难的4名调查人员也带了RTK设备。林然猜测，这次4位遇难的调查员，也许并不知道RTK在关键时刻可以打开，定位自己的坐标，“或者，几人有可能中了森林中的瘴气，短时间内失去行为能力，不能自救”。
被中断的人生
目前，4位调查员的死因仍在调查中，昆明中心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请求。在搜救过程中，4名调查员中年纪最轻的张金榜的父母也来到了樟盆村。他们无法上山，就在村里的指挥部等待。2位老人显得身体有些虚弱，被人搀扶着，说话声音很低，他们告诉村民，曾找过算命先生占卜孩子的安危，算出的结果是两个手掌一拍、一摊手，没了。
4人中年龄最大的调查员张瑜的家人没有来到哀牢山下。他的朋友对本刊记者回忆了他。虽然都是些平常的点点滴滴，但现在是他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证明。
本刊记者在昆明市的一家健身房见到他的朋友。张瑜生前热爱健身，朋友圈头像写着“只想撸铁”，背景图片写着“肌肉暴涨”。韩飞是健身房的老板之一，比张瑜大一岁。他记得，2021年2月底，张瑜跟战友一起到健身房，“练了几次，比较投缘，就来办了年卡”。
张瑜身高一米六五左右，65公斤，韩飞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些腼腆，话少，但一说话就爱笑。他爱吃槟榔，经常在健身房楼下的小卖铺里买一包30块的槟榔，到健身房分给别人。因为买得多，还曾在小卖铺的抽奖中得过一台小型电风扇。
吴越也是健身房的老板之一，他今年4月认识张瑜，偶尔在健身房一起锻炼，“刚认识不久，他就跟我说单位要发军大衣，问我要不要一件”。吴越身形瘦小，黑色棉服里只穿了一件白色跨栏背心，说到军大衣也忍不住发笑，他觉得这是二人成为朋友的关键，“（张瑜）很直接，憨厚”。
从那之后，二人聊得更多。他知道张瑜单身，住在昆明中心提供的员工宿舍。知道张瑜平时没什么社交活动，只有一个玩了好多年的战友。所以一有什么活动，吴越就叫上张瑜。钓鱼、吃烧烤、喝酒。除了打麻将，张瑜几乎每次都去，虽然他不爱喝酒，脸容易红，4瓶啤酒就是极限。
因为有相似的爱好，人很真诚、客气，张瑜遇难前最后一段日子，跟健身房的几个老板走得最近——这并不多见。吴越说，健身房有两三千个会员，很少有人跟他们单独出去吃饭、聊天。张瑜谈起过自己的工作，他在部队一直做卫生员，后来到厨房做后勤，每月四五千块，在昆明不算高，但好在有编制、稳定。他说起过一次自己的家庭，双胞胎姐姐很早就去世，母亲几年前离世，只有父亲在重庆老家，退休了也在打零工。他说起未来，打算在昆明买房、结婚，把父亲接到昆明。
张瑜留给朋友的另一个印象是节俭。他爱抽的烟是15元一包的恭贺新禧，一次买一条，135元，能省下15元。健身房办的年卡是15个月3000元，如果每月打卡超过13次，当月返还200元，张瑜每个月都能拿到返还金额。
他的住所离健身房十几公里，下午5点下班后，经常骑自行车去健身房。他很少买新衣服，饮食简单，面包、牛奶、牛肉在单位就能解决。健身结束大约在9点半，如果没人约他吃夜宵，他喝完蛋白粉，不在健身房洗澡，直接回单位。如果有空，他还会在宿舍跳绳2000多下。
他很想找一个女朋友。吴越曾给他介绍一位老师，张瑜很认真，在七夕时买了鲜花、香水、口红送去，最后女方觉得二人性格不合，没有继续。今年7、8月左右，张瑜回了一趟重庆老家。9月，2021年度森林调查项目启动，他是外出调查的工作人员之一。从那时开始，他的健身房打卡记录很难再满13次。
张瑜没有跟健身房这些朋友说起自己在野外的具体工作，只说曾在山上发现过狗熊的痕迹。吴越手机里，最后一次跟他的聊天记录在11月7日。那天晚上，张瑜主动问他：“老板，有没有女的（女朋友）可以介绍一个？”他们随后微信通话了一分多钟，张瑜说自己在楚雄州出野外任务，跟司机住在酒店，有些无聊。
半个月后，看到朋友转发4名调查员在哀牢山失联的信息。吴越再给张瑜打电话，就是无人接听。和本刊记者见面时，他似乎是为了确认什么，按照张瑜的手机号又拨过去一次，电话那边传回机械平静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
转自：https://news.sina.com.cn/s/2021-12-07/doc-ikyamrmy74297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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