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主要谈一谈《雍正王朝》，有时间我会详细分析一下《大明王朝1566》。反腐这个话题不是《雍正王朝》的重头戏，《雍正王朝》的重头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后文中会详细说。“反腐”这个题材在它整部戏的构架里占了很小的分量，但就这很小的分量，也依然足够的深刻、足够的透彻。本剧前部有几集讲了一个刑事舞弊案，不过背后牵扯到了“大老虎”。当康熙皇帝要求彻查到底的时候，当朝“宰相”、文官领袖佟中堂如是说道：



佟中堂不愧为百官之首，深谙政治之道：“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投鼠忌器，又将无功而返。”但是康熙爷何等的英明神武，完全不容佟中堂和稀泥，直接一句话怼下去：



我看这一段笑的不行。是啊，投鼠忌器这个“器”是忌的谁啊，“又”无功而返这个“又”打的谁的脸啊？康熙爷何尝不明白“器”是什么，“又”是第几次了，但他一定要问出来，为什么，因为……编剧想让他这样问（大误）。因为如果不戳破这层潜规则，如果不大力反腐，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集团，那大清就要完啊。

 

在历史上，康熙晚年，经济、军事、赋税、刑狱等均已出现危机，哪一件都颇为为棘手。这一方面与康熙皇帝年纪大了，想更多地用“仁道”“恕道”来处理和臣下的关系；另一方面诸子夺嫡，朝廷派系斗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

 

据史书记载，继位伊始，雍正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例删除，要知道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可是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一个月后，雍正谕令全面清理钱粮，除陕西省因用兵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己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一时间，在康熙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

 

雍正另两项“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的政策也雷厉风行地执行开：“火耗归公”“官绅纳粮，一体当差”——这两项空前绝后的改革与“摊丁入亩”并称为雍正王朝的三大政策，其巨大意义堪比明朝张居正改革。“摊丁入亩”我们都知道，一直被人提起并赋予重要历史意义意义。但是这一政策推行之初同样遇到重重阻力。因为改革，既然有改有革，肯定是要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



若是连摊丁入亩都遇到这样的阻力，更不要提“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了。这两项政策，再加上前文所说的追查钱粮亏空，雍正帝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不起的阶层——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没错，就是皇帝也得罪不起。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半神化的“天下共主”式的精神符号，而这些人，才是封建国家真正的主人。

 

“火耗归公”是指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雍正帝改政，将各地加派的火耗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但是毫无疑问，官吏的灰色收入大大减少——确切的说减少了三分之二。

 

“官绅纳粮，一体当差”更了不得，此政策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贵族免税特权。康熙四十余年开始了国家财政危机，固有的公差、贵族免徭役赋税的制度，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绅衿士大夫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雍正帝的改革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却也让整个地主士大夫阶层炸了锅——什么！难道要我和泥腿子一起纳粮、当差，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法律了？



为什么封建朝代中儒家思想是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从周公到孔孟再到董仲舒等人，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大一统+小农经济”的社会基层组织方法。事实证明，就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宗族+礼教”的基层组织形式是封建中国最适合的选择。在地主阶级的主导下，一部分靠血缘的力量，一部分靠道德的约束，能够给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提供较为稳固的根基。


在基层社会这样一种儒家“宗族+礼教”的规定性下，年长者的地位比年幼者高、男人比女人地位高、有知识的人比没有知识的人地位高。担任基层中国社会领导者其身份往往涵盖了很多的元素，从经济上讲，他们是大地主；从行政上讲，他们是乡长、里长；从民俗上讲，他们是士绅、乡贤；从国家选拔考试上讲，他们是秀才、贡生、举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金字塔的上层部分，是统治阶级，而不向国家缴税、纳粮，不服兵役、徭役，也是作为统治阶级理所应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