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就来了，地主兼并农民土地，是一个线性增长财富集中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地主士绅兼并的这些土地是不向国家交税的：



这就是造成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之一。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特权阶层手中，国家能得到的赋税也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失地流民越来越多，镇压、安抚农民起义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一个死局。土地越集中在这些特权阶层的手中，国家受到的利益损失就越大，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 锄豪强， 抑兼并”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的经济根源。但是从公元前七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的封建史上的第一次限田令以来， 诸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等， 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的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实施。


大明朝为什么亡？不是亡于流寇，也不是亡于鞑虏，而是亡于东南的税收不上来。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至少他敢得罪东南士绅。虽然我坚决反对为魏忠贤翻案，但是东林党有多王八蛋大家也必须要有所了解。当然，要靠魏公公这个死人妖给大明续命，那已经说明大明已经无药可救了。等到了崇祯继位，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

 

可以说，雍正帝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可谓是封建王朝的千年大计，但是，那又如何，还不是要被官僚集团反攻倒算，还不是要被特权阶层踩上一万只脚。“读书人”们还有最后一个杀招——话语权：



好一个千秋万代留下骂名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用铁锤把六国贵族敲的粉碎，同时废分封、行郡县，把贵族制变成了官僚制，把邦国制变成了帝国制，彻底绝了六国贵族们的根。秦朝二世而亡，除了因为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跟六国贵族的反攻倒算有很大的关系。按理说秦始皇大一统，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多大的功绩，但在历朝历代士大夫笔下永远是一个“暴君”的形象，还不是因为他坑了三百个儒生。“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里面的味道，值得琢磨。

 

至于壮哉我魏武挥鞭的曹丞相，陈寅恪先生给他下的定义是“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彼时正处在士族地主阶级全面夺权的阶段，我曹丞相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高超的政治觉悟、凶狠的斗争手段，一己之力打压士族三十年。曹操不是一个残酷暴戾的人，他可以宽容指着他鼻子骂的祢衡、宽容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但他一定要杀孔融、杀崔琰，因为前二者只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人，后二者背后则是代表了恐怖庞大的士族集团。也正因为此，曹丞相世世代代都注定是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出现。我一直在说，历史不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写历史的人书写的，所以也就不奇怪雍正帝的形象会成为了严苛、冷酷、神经质式暴君形象了。

 

《大明王朝1566》最后的高潮是嘉靖和海瑞在牢房中来了一场一对一的中路单挑，异彩纷呈。编剧们只是借这二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雍正王朝》的最后一集有异曲同工之妙，湖南一位老“读书人”派自己的学生去煽动岳钟琪造反，说当今皇上弑父杀母，是千古第一暴君如何如何，然后刑部、大理寺无人敢审。最后雍正跟他也来了一段别开生面的solo，虽然说不及《大明王朝1566》中的山呼海啸般的气场，却也非常有意思：



说得好啊，说得太好了。“读书人的好处”，说白了就是阶级利益。看见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什么汉贼不两立、什么华夷之分，全是扯淡，说到底就是阶级利益，赤裸裸的阶级利益！满清入关之时，大批大批的汉族地主、官僚望风而降，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为什么汪精卫这个汉奸政权，一定要打出“和平，反X，建国”的幌子？就是因为对于江浙财阀来说，我党的理想的威胁要远大于日本人，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基本盘。


贝当元帅，法国一战时期的民族英雄，二战法国兵败如山倒，贝当又“受任于败军之际”，结果火速就投降了纳粹德国。为什么，因为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发展如火如荼，有谣言称法共要效仿巴黎公社运动，举行起义领导国家抵抗纳粹德国，本着“阶级斗争挂帅”和“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先进思想，贝当元帅麻溜儿地投降德国，不给法共一点救国的机会。所以说《雍正王朝》编的好啊，再体会一下上面老“读书人”说的话，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