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亿计的鸟类都会在世界各地的上空进行着史诗般的迁徙。如果将这些迁徙鸟类的飞行路线按相对聚集的区域来划分的话，全球目前可以被画出八条左右的主要迁飞区（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0）。中国幅员辽阔，丰富多样的地形地势及自然景观支撑着其中三条主要迁飞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 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中亚迁飞区 Central Asian Flyway、西亚-东非迁飞区 West Asian-East African Flyway）上不计其数的迁徙鸟类，为它们提供了繁殖、越冬和/或迁徙旅途中进行停歇补给的重要栖息地。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以下简称EAAF）为例，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中国是这条迁飞区中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对该迁飞区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全球地理条件最多样、物种最丰富的迁飞区，EAAF内每年有五百余种迁徙鸟类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其中既有诸如勺嘴鹬（Calidris pygmaea）这样长相可爱却极度濒危的明星物种，也有如细纹苇莺（Acrocephalus sorghophilus）般接近灭绝却依然默默无闻的“边缘”鸟种。在这之中，迁徙陆鸟（此处指主要生活史周期在陆生生态系统中的鸟类，区别于水鸟和海鸟；这是以栖息地偏好而非演化关系划分的）占到了EAAF全部迁徙鸟类物种数的63–70%，但目前针对EAAF迁徙鸟类的研究却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水鸟（Yong et al. 2015）。对于EAAF迁徙陆鸟物种总体的种群数量和趋势，我们仍了解甚少，而这些数据毫无疑问是保护和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

EAAF陆鸟迁徙的大致范围；由于区内大多数陆鸟不会到大洋洲越冬，有时也称东亚迁飞区EAF。来自Yong et al. 2021。

EAAF少数有定量种群数据的迁徙陆鸟物种中，关于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种群数量和趋势的研究最为触目惊心。通过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长期监测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模型模拟，来自多国的研究人员们发现：在其广阔的繁殖区域内，黄胸鹀的种群数量在1980到2013年间下降了84.3%-94.7%，分布的边界向东退缩了5000公里（Kamp et al. 2015）。这意味着，曾被认为是欧亚大陆数量最多的雀鸟之一的黄胸鹀，在短短三十年间种群数量急剧衰退，在许多曾稳定繁殖的地区都已绝迹多年；这种断崖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近40年来对黄胸鹀进行的大规模捕猎。这样高强度捕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局限于黄胸鹀，甚至还影响到了其他一系列与黄胸鹀长相相近的鸟类（Heim et al. 2021）。此外最近一项使用黄胸鹀全基因组数据构建其种群历史模型的研究发现，早在大约100-200个世代之前，黄胸鹀的种群数量便已经开始下降（黄胸鹀的世代长度约为2年，即200至400年以前），大约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Wang et al. 2022）。这提示我们，除了人为捕猎以外还存在着其他重要因素威胁黄胸鹀的生存，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便是人类发展带来的栖息地退化及丧失。

黄胸鹀的分布范围及1980年到2013年监测到的种群变化趋势（上），以及在不同尺度上模拟的种群数量变化情况（下）。来自Kamp et al. 2015。

那么黄胸鹀种群数量的剧烈下降会是EAAF内迁徙陆鸟物种种群趋势的一个缩影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特例？早在1999年，东京大学樋口広芳教授及同事的一项研究就已揭开了冰山一角。通过实地调查、文献综述和访谈调研，他们发现在过去的25年间，7种在日本繁殖、热带地区越冬的迁徙陆鸟经历了种群数量和繁殖分布点数量的急剧下降，其中除了黄胸鹀之外，还有我国东部鸟友熟悉的紫寿带（Terpsiphone atrocaudata）、灰山椒鸟（Pericrocotus divaricatus）、普通夜鹰（Caprimulgus jotaka）、红胸田鸡（Zapornia fusca）和北鹰鸮（Ninox japonica）。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物种在日本近半数的栖息地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质量下降或是面积丧失，在相同区域繁殖的留鸟物种种群数量大多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上升。这意味着这些迁徙陆鸟的种群数量下降可能主要与其非繁殖期的经历更加相关。

日本埼玉县东松山市紫寿带的繁殖点变化情况，从1972年到1995年（左上）；印尼苏门答腊岛1932年到1985年的森林覆盖率变化（左下）；日本静冈县北鹰鸮的繁殖点，1979年到1997年（右上）；日本群马县观音山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繁殖的迁徙鸟类和留鸟年际变化（右下）。来自Higuchi and Morishita 1999。

在此开创性的工作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EAAF内迁徙陆鸟物种种群数量下降的证据正逐渐累积，尽管总体还相当零散。日韩两国全国范围的繁殖鸟类调查显示，多种迁徙陆鸟的数量和繁殖分布点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同样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数据。例如，基于韩国全域陆鸟系统监测数据而搭建的模型估计，在约20年间，蓝翡翠（Halcyon pileata）在韩国的繁殖占域率减少了约95%（Kim et al. 2021）。此外，来自各国特定站点的长期观察或环志数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例如，根据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环志站、以及欧洲繁殖地的数据，田鹀（Emberiza rustica）的种群数量可能出现了与黄胸鹀相当程度的急剧下降（Edenius et al. 2017）。202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EAAF迁徙陆鸟的综述中总结了目前已知的种群趋势信息，在该研究所涉及的91种迁徙陆鸟中，有58种存在或多或少的证据支持其可能出现了种群数量的下降（Yong et al. 2021）。

尽管目前我们对EAAF迁徙陆鸟的种群趋势不甚了解，但这些鸟类目前面临的威胁却已在各处显现出来。根据政府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平台（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主要是土地利用变化、猎捕采集、气候变化、污染、生物入侵和其他（IPBES 2019）。对于EAAF的迁徙陆鸟而言，栖息地丧失、退化、破碎化和管理强度增加带来的威胁尤其巨大。亚洲低地热带森林的毁林率在过去数十年间为全球最高，除森林以外的其他自然生境也遭受了极大的缩减、退化、破碎化（Achard et al. 2002）。农业用地的面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张，看似会为偏好农田生态系统的鸟类带来积极影响，但农业生产对农药化肥和机械化依赖程度的增加却令人担忧。

同时，其他几方面因素同样威胁着EAAF的迁徙陆鸟。在整条迁徙路线范围内，捕猎和贩卖鸟类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规模庞大。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对黄胸鹀及其他鹀类的大规模猎捕（Kamp et al. 2015, Heim et al. 2021），有关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地区）捕猎鸟类情况的研究也越来越多（Chng et al. 2018）。不论是为了获取食物、宠物，还是供放生目的的猎捕活动，都在各地近几十年来的商业化中大大加剧了对鸟类种群的影响程度。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同样可能会以挤占栖息地或导致资源错配的形式对迁徙陆鸟产生严重的威胁。虽然在EAAF的迁徙陆鸟中还尚无专门的研究，但对迁徙水鸟的相关研究已经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Jackson et al. 2021）。除此之外，迁徙陆鸟还面临着其他人为活动的干扰，如高楼和风电设施引发的撞击死亡（史丹阳等，2022）、夜间灯光的影响（Van Doren et al. 2017）以及流浪/放养猫的捕杀（Loss & Marra 2017）等。这些威胁目前严重缺乏定量的研究，国内目前只有如“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管中窥豹，EAAF的迁徙陆鸟种群现状很可能不容乐观。从研究的角度说，对各迁徙种群的定量监测当然必不可少；但从保护需求来看，我们并不一定要掌握全面的信息才开始行动。目前针对迁徙陆鸟所面临的各种已知威胁中，仅有非法捕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而对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威胁，保护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仍然没有做出足够的应对。我国于2023年启动的全国鸟类迁徙通道保护行动是个好的开始，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更加广泛的、尤其是迁飞区内跨地区的合作来应对挑战。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这个迁飞区中覆盖范围最广的候鸟保护合作网络，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协定（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Partnership）的保护对象目前只包含了迁飞区内的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尚不涉及迁徙陆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