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人认定，大唐和吐蕃是此战主导者的印象有所不同的是，泥婆罗的梨车王朝才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先生。唐史记录中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泥婆罗提供的兵力为“七千骑”，也就是7000骑兵。吐蕃提供的兵力则有一千和一千二百的差异，但无论哪个数字单位都是“人”，换而言之吐蕃参加的是步兵。即使不考虑骑兵与步兵在战力上的巨大差异，仅从数量也能明显感觉到，泥婆罗才是此战的绝对主力。事实上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大唐使者“一人灭一国”，又或吐蕃对印度的入侵，倒不如说是一场印度内战。是一直希望打回恒河平原的梨车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之所以说是打回去，是因为梨车人原本也是摩揭陀的一份子。公元308年，笈多王朝的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一世，通过迎娶梨车部的公主完成了两大部族的融合，并由此开始以华氏城主人的身份启动统一印度的征程。在此之前华氏城原本为梨车部所有。可以想见，与其说是联姻促成了两部融合，倒不是说是旃陀罗笈多一世通过战争征服了梨车部，然后为了融合这个自己在摩揭陀最大的竞争者，迎娶了后者的公主。很显然，并不是所有梨车人都接受这种融合。于是那些不甘于被融合的梨车人，则向北退入尼泊尔山地，并最终完成对基拉塔王朝的替代。即便从在尼泊尔正式建立王朝开始算，梨车人为了这一天也已等待了两百多年。这一战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口全部占齐。天时有二。一是戒日王死亡所造成的乱局，使得梨车人想重返华氏城时，并不需要面对一个强大的王朝；二是玄奘和大唐使团的到来，让整个印度都十分清楚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唐使的站队，必然对印度各国君主的心理造成影响。东辉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态，尤其有代表性。战争中东辉国除了给联军送来地图以外，还向王玄策献上异宝，请求大唐赐予老子的画像。考虑到东辉国的种族属性，而中国方面为了融合佛、道两教又有“老子出关，化胡成佛”的说法，与大唐建立更亲密的文化关系，无疑将提升东辉国在印度地区的政治地位。顺便说一下，在邻国的攻击下，东辉国最终还是于12世纪中叶解体。不过一个世纪后另一支由缅甸方向而来的黄种人阿萨姆人，又在印度东北地区建立了新的“阿萨姆王国”。二者间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受地缘环境的影响，无论东辉国还是阿萨姆王国都选择了印度教。这也使得当年英国在控制整个南亚和缅甸时，将阿萨姆王国划入了印度范畴。至于二者的区别，则是阿萨姆人并非属性藏缅语族，而是与中国境内的傣族、泰国的泰族属于同一民族。泥婆罗的地利同样有两点。一是华氏城与加德满都近乎正南正北的对应关系，使得两城的直线距离仅235公里。无论是泥婆罗骑兵，还是在加德满者初步适应低海拔环境的吐蕃军队，在出击后都可以很快攻至华氏城下；二是恒河平原缺乏骑兵。70多年后，一位来自长安的新罗僧人慧超，通过海路去往印度考察并留下了名为《往五天竺传》的游记。在慧超的记录下，此时的印度已经完全陷入了分裂状态。中天竺作为五天竺中的最强者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羊马全少，唯王有二三百口、六七十疋”。意思是说中天竺几乎不养羊和马，只有具备国王身份的君主会养2、300头羊，6、70匹马。马是一种喜寒的动物，很难适应恒河平原湿热的气候环境，参考马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普及度，就能够明白这点了。正因为如此，慧超的记录中还提到每一个国王、首领，都会饲养数以百计的战象。因地处高地而拥有凉爽气候的尼泊尔情况则正好相反。一如云贵高原是中国南方唯一能够大规模养马之地一样，尼泊尔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也是恒河流域唯一适合大规模养马的板块。以至于旅行者会发现，至今在尼泊尔的农村，马车依然是主要出行工具，每年甚至还有官方组织的“赛马节”和“马车节”。可以肯定，戒日王那很可能夸大了数量的骑兵部队中，主力必然是来自泥婆罗等山地国家。一旦恒河平原陷入分裂，那这些来自山地的骑兵自然就要为自己争取利益了。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总会在王朝衰弱之后抓住机会南下一样。无论在地球上任何地区，一支由7000骑兵组成的部队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当然，那些刚刚进入印度的中亚入侵者和他们的战马，一开始往往都会被印度的战象震慑到。不过在熟悉之后，缺乏机动性的战象却并不能成为战场的胜负手。而对于一直属于印度一部分的尼泊尔骑兵来说，甚至不需要这个熟悉过程。最后对于当时泥婆罗来说，人和优势同样明显。首先是与吐蕃的结盟，使得后者在这场战争中提供了上千兵力支持；其次周边国家，尤其是与摩揭陀同属恒河流域的东天竺，并不原意看到华氏城再次成就一个强大王朝。唐史就明确提到，东天竺国王在此战中送来的三万牲畜、以及大量弓箭、兵器、财物劳军。有了大唐提供的天时、泥婆罗自身的地利、吐蕃等国的人和助力，取得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鉴于泥婆罗是战争的主力，大部分战利品自然也是归属于这个山地国家。王玄策的收获，则是带着被俘的阿罗那顺，以及印度诸国赠送的礼物回去献俘表功。至于吐蕃方面肯定会有财物方面的收获，但却并没有能在恒河平原建立统治。一则此时的吐蕃还不够强大；二则对于吐蕃人来说，海拔差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湿热的气候才是最致命的。比如当年派出去的16名吐蕃留学生，在经过泥婆罗时，当时的国王鸯输伐摩王就贴心的将解暑药物作为礼物，赠送给这些吐蕃青年。即便做足准备，吐蕃人也很难适应印度的环境。最终能够活着回到吐蕃的留学生，只有吞弥·桑布扎一人。想象一下这一经历，会对后来者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影响。另一个当下的证据，则是上世纪下半叶流亡印度的西藏叛逃者，被安置在了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下达拉萨拉。超过1800米的海拔，使得这些逃亡者不需要忍受印度的酷热。吐蕃最为强大的时期，是公元755年-797年在位的赤松德赞时期。这一时期吐蕃内外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大唐因安史之乱（755-763年）进入衰退期；二是吐蕃境内的反对派试图借助苯教来争夺政权。前者让吐蕃得以乘势向北扩张，从大唐手中夺取西域、河西走廊，乃至陇右；后者则让吐蕃的统治者意识到，需要再从印度引进新文化因子，以进一步坐实佛教的地位。藏文史料记载，在通过侵食大唐疆土强大之后，赤松德赞得以将泥婆罗收为吐蕃的属国，后者需每年派遣五名官员前往吐蕃纳贡。有了这块跳板，吐蕃也就有了觊觎印度的可能。执政后期，赤松德赞曾派军进入摩揭陀国，夺取了大量佛经、佛像、僧人，以及佛骨舍利回到吐蕃。甚至还在回军之时，在恒河北岸立了一根铁柱以纪念这次远征。即使有过这样的远征，巨大的环境差依然是致命的。当吐蕃王朝公元9世纪中解体之后，这片雪域高原再没有诞生过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更多是以独特的藏传佛教吸引世人的关注。真正有机会在恒河平原延伸统治力的，是海拔适当的加德满都。与世人认为尼泊尔是一个纯粹山地国家的印象不同的是，尼泊尔其实有17%的土地位于山麓的恒河平原，包括佛祖诞生的蓝毗尼地区，亦在当下属于尼泊尔。整个国家3000万人口，除500万位于加德满都谷地，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山前平原。只是以加德满都谷地的潜力，这已是它能做到的极限了。在大英帝国通过海路征服印度之前，能够搅动印度地缘结构的外来力量，始终来自于开泊尔山口以西，一如印度雅利安人自己也是由此路径成为印度主人一样。不过就在唐朝和吐蕃思考该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这股力量的属性却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这一时期，远在西亚沙漠游牧的阿拉伯人，开始用他们创建的伊S兰教，掀起了一场混杂着政治扩张和宗教传播的战争。公元632年被认为是阿拉伯帝国的起点。在阿拉伯人更为强大的宗教武器下，整个西亚、北非、中亚地区，都相继成为了这个伊S兰教的覆盖之地，使得此后那些由开泊尔山口入侵印度并试图建立政权者，开始拥有了一个共同身份——穆S林。被伊S兰教整合起来的游牧入侵者们，比过他们的前辈拥有更为强大的征服力。公元13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者们终于第一次完成了对整个北印度的统一工作，并建立王朝。由于前后经历了五代王朝，并且都以德里为中心。这些由穆S林军事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被统称为“德里苏丹国”。日后亦为穆S林属性莫卧儿王朝，同样是以德里为中心，而这一选址一直延续至现代印度。由于有新旧两个城区，且现代印度首都位于新城区，遂印度首都又有新德里之称。无论叫德里还是新德里，重要的都是它位于恒河平原最西端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即有利于统治身为印度“中原”的恒河平原，又能够与被穆S林统治者视为大后方的印度河平原相邻。这一现象还导致原本充当印度帝国孵化器的华氏城，再没有机会成为印度的中心。如果说华氏城相当于历史上的长安城，那么德里城就相当于洛阳城；华氏城成就的是印度雅利安帝国，德里城则属于穆S林帝国。要是从这个历史渊源来看，新德里其实并不是现代印度首都最好的选择。尤其在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新德里对于失去绝大部分印度河平原的印度来说，位置实在有些过于靠近前线。一个残酷现实是，如果印度首都位于恒河平原中、东部的话，那么它和中国之前最起码还能够隔着尼泊尔这个缓冲国。现在，新德里则必须直面与东方大国的边境线。考虑到二者间那仅仅300公里出头的直线距离，倘若印度人一直为北方强邻的崛起感到过度焦虑，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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