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泥婆罗



两年后（公元643年）当戒日王的使者再次抵达长安时，李世民决定派出正式的使团正式出使印度，王玄策正是这支使团的副使。

除了答谢戒日王，唐朝使团更重要的任务是亲身探测一下新打通的“唐蕃古道”。戒日王使者抵达长安时为贞观十五年，也正是这一年正月，文成公主受命前往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唐王朝与吐蕃王朝正式建立盟友关系。


这意味着王玄策和他的同僚们，可以纵穿整个青藏高原去往印度，而不用像玄奘那样向西绕经中亚。

时名“逻些”的拉萨是松赞干布选定的都城，亦是唐蕃古道的终点。至于起点与其说是长安，倒不如说是现在的青海省会西宁。后者所在的河湟谷地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唯一可以农耕的土地，亦因为这个特点早在汉代就开始建立郡县。这一特点也意味着离开了河湟谷地，就离开了大唐的直接控制区。

拉萨所在的拉萨河谷是西藏有限农耕区的最北点，从西宁到拉萨行程将近两千公里的路程中，都没有定居点提供补给。可以说如果不是松赞干布执着于与大唐建立联系，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任何欲望向这个方向扩张。

戒日王的示好，让这条原本只是用来连接吐蕃的通道有了新的价值。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再由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往印度。不过只要能到拉萨，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

作为吐蕃部落第三十三代赞普（首领）、西藏诸部的统一者、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是在十年前也就是公元633年登上王位的。继位之初这位吐蕃王朝的建立者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出包括后来成为松赞干布重臣的吞弥·桑布扎在内的16名吐蕃青年，前往印度学习佛法。迎娶文成公主的这一年，也正是留学生归国的时候。

吞弥·桑布扎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佛经成为了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开端。在此之前，西藏各部族信奉的是原始宗教属性的苯教，用更先进且拥有文字经典的宗教武器统一西藏各部的意识形态，是吐蕃王朝得以崛起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吞弥·桑布扎还根据印度梵文字母创造了藏文。将梵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再融合苯教遗存下来的特点，方创造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和藏文化。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拉萨去往印度。

拉萨的海拔为3650米，印度北部恒河平原的海拔则趋近为0，如此高的海拔差骤然前往是很难适应的，会因为氧气含量太高而产生令人昏昏欲睡的醉氧现象。好在每条山脉都会有山坡，拉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停留时间，身体将可以慢慢适应。倘若南坡有国家存在，且与吐蕃交好，那这个国家便自然会成为吐蕃与印度交往的中继点。

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国度就是在中国史书中被记录为“泥婆罗”的尼泊尔。在迎娶文成公主的同时，松赞干布还迎娶了来自泥婆罗的尺尊公主。君主的婚姻从来都只是政治交易，一南一北两位公主的到来，意味着新生的吐蕃王朝希望从东亚和南亚两个方向，同时吸收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落后状态的力量。

代表东亚力量的文成公主与代表南亚力量的尺尊公主，都陪嫁带来了佛像、佛经以及伴侣，以显示她们与新生的吐蕃拥有共同语言。而吐蕃也之建造了小昭寺和大昭寺两座寺庙，供奉这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佛教力量。

那么，尼泊尔到底属不属于古印度的一部分呢？如果从地缘角度来说是的。当然，鉴于现代印度对这个地理名词的垄断，更少争议的说法应该是属于南亚的一部分。

印度长久以来的混乱局势，使得与恒河平原对应的这段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地带，长久以来成为中天竺博弈失败者的避难所。传说中最起码自公元8世纪起，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部族就先后在尼泊尔建立过戈帕尔、阿希尔等王朝。

被记录于信史中的第一个王朝，是存续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4世纪的基拉塔王朝（Kiratas，又译克拉底人）。不过这个王朝的建立者却并非雅利安人，而是来自缅甸方向，语言上属于藏缅语族的黄种人。中国研究者相信，他们应该是属于原始羌人部落的一支。

这并不是基拉塔人在南亚建立的唯一王朝，在与印度雅利安人发生碰撞后，基拉塔人还控制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雅鲁藏布江下游）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东北地区，并在公元4世纪中建立了被玄奘记录在书中“东辉国”的国家（又译：迦摩缕波国、迦没路国、个没卢国）。

公元前6世纪，出身于喜马拉雅山麓的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与之地理相接的尼泊尔基拉塔王朝很快便接受其教义成为佛教之国。也正是因为佛教的诞生以及佛教经典的传播，帮助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信史时代。

到了公元4世纪，来自恒河平原的梨车人（Lichchhavi，又译李查维人），开始涌入尼泊尔山地，并于公元4世纪末颠覆已经传承了32代的基拉塔王朝。吐蕃王朝兴起之时，泥婆罗正处在梨车王朝的统治之下。

雅利安人属性的梨车人，建立的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个印度教王朝，好在与同时期的印度其它地区一样，佛教并没有受到刻意打压。这也使得泥婆罗并没有因为松赞干布选择佛教，而影响与吐蕃的结盟。对于印度这样一们多种族混合之地，依托种姓制度存在的印度教，的确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反之对于黄种人覆盖的青藏高原、东亚、中南半岛等地区，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会更加的适用。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尼泊尔的中心始终都建在加德满都谷地。这个面积约475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虽然远不及74万平方公里的恒河平原大，却已是整个尼泊尔地区面积最大的山中低地。其1370米的海拔即能让加德满都的统治者，拥有年平均20摄氏度的宜人气候环境，又能够对来自恒河平原的新竞争者构成障碍。

喜马拉雅山脉虽然高大，分水岭的高度最少都在4000米以上，但终归还是有不少山口可供通行的。既然松赞干布已经和泥婆罗结盟，那么必然也就打通了前往加德满都的“蕃尼古道”，要确定的只是当年的蕃尼古道到底走的是哪个山口。

有两个位于中尼边境的山口，可以在翻越山口之后直达加德满都。一个是位于西藏吉隆县（目前开辟有吉隆口岸），另一个则位于与之相邻的聂木拉县（目前开辟有樟木口岸）。从后者穿越边境后再行走120公里便可抵达加德满都；前者的距离更是缩短至80余公里。

《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证实了当年的蕃尼古道走的是吉隆，更证实了尼泊尔是吐蕃去往印度的必经之道。


三、中天竺与摩揭陀国

泥婆罗之所以对吐蕃与印度的交流如此重要，是因为从加德满都所直面的东恒河平原，长期以来都是印度雅利安帝国的孵化器。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印度曾经存在过一个类似中国战国时代的“十六雄国”时代。当时统治东恒河平原的王国被称之为“摩揭陀王国”，王国最初以靠近南部丘陵的“王舍城”为都，在逐步控制整个东恒河平原后，将都城迁至了恒河南岸的华氏城（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
在孔雀王朝建立之前，发端于摩揭陀的难陀王朝（公元前364年—前324年），已经先行向西扩张，统一了整个恒河流域。如果不是亚历山大东征打断了这一进程，难陀王朝很可能会成为印度第一个统一王朝。公元前324年，同样出身于摩揭陀国的旃陀罗笈多，在领军对抗亚历山大远征军并确立威望后，得以颠覆难陀王朝建立新的孔雀王朝。并在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的统率下，第一次完成了印度的统一。


无论是孔雀王朝还是后来的笈多王朝，又或是被视为笈多王朝继承者的戒日王，都是以华氏城为都。这也使得戒日王在送给唐太宗的国书中自称为“摩揭陀王”。这一称呼一度让唐人感到困惑，以至于在唐朝的记录中，有时会认定摩揭陀是印度的另一个代名词，有时又会认为摩揭陀是中天竺的一个属国。

倘若将摩揭陀国所控制的东恒河平原比作成就了周、秦、汉、唐四代王朝的关中平原，华氏城比作长安城，应该会有助于中国研究者来理解二者之于印度历史的地位。换而言之，与中国早期历史中存在的由西向东的统一进程一样，印度的也存在着一个由东向西的统一惯性。

然而一个王朝的梦想若是统一整个古印度，尤其是体量上足以和恒河平原抗衡的印度河平原，华氏城的位置始终还是偏了点。为此戒日王在开启统一之战时，曾于公元612年一度将王朝的都城迁至位于中恒河平原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杰县）。由于戒日王曾在曲女城为玄奘法师举办盛大的法会，并在法会结束后当即派出使者出使大唐，这座城也如华氏城一样，为许多中国佛教研究者所知晓。

只可惜与在长达千年时间中充当印度地缘中心的华氏城相比，曲女城的辉煌期却只有30多年。因为在王玄策志得意满地以正使身份从长安启程时（公元647年），在位长达41年的戒日王正好意外身亡。

关于戒日王到底遭遇了何种意外，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未能留下法定继承人的君主死后，整个印度当即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虽然戒日王为了更好地向西扩张将都城迁往曲女城，但如果想在一个新的乱世占得先机，华氏城无疑才是最好的选择。

袭击大唐使团的阿罗那顺，就是在一片混乱中抢占华氏城者。不过将他视为戒日王的继承者、中天竺的国王却是言过其实了。

这点从王玄策的战报中也可以看出。在华氏城被攻破之后，阿罗那顺和他的残部先后选择了野战及据河以自守。如果当时还有其它城归附于他，完成可以再依托城市抵抗。此外兵力亦可说明问题。在玄奘的记录中，戒日王有刚继位时就有“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征战六年之后，仅象军就扩张至六万、马军也就是骑兵则扩张至十万。对比之下，即便王玄策的战报没有夸大之处，且阿罗那顺的损失均为军队，也远远低于此数。

换而言之，华氏城的主人可以有多重身份，如果说阿育王是全印度的君主、戒日王是整个北印度的统治者，那么袭击王玄策的阿罗那顺当时只能算是华氏城的城主，甚至都还不能被认证为摩揭陀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