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历次城市考古的成果，也可以看到，凡发掘到唐以前文物的遗址，基本上处在姚江-奉化江（江北湾头、乌龟山，江东周宿渡、道士堰）一线到南郊大禹王庙、祖关山，西门口、西河街这一大致闭合的环线之外[9]（见图六）。

【图06】 “环三江口（六朝前）古墓葬分布图”。2017年7月摄于宁波博物馆展厅。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唐宋遗迹富集的区域则处于三江口附近余姚江西南岸和奉化江西岸的濒江地带[10]。因此，这条闭合环线就是三江高地的大江以西部分，即所谓“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域”之西翼，而西门口、西河街正处于三江高地的西缘[11]。这说明高地西翼在唐之前未得到官制力量主导的垦殖。

（四）据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说：由它山堰、南塘河而来的水，可穿城而过，“出西城望京门，由望春桥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间，支分派别，流贯诸港，灌溉七乡田数千顷”[12]。此中的“大雷、林村之水”，实为罂脰湖（即后之广德湖）之水[13]，这反过来也说明，原来的广德湖之水未曾东流抵西城，而南塘河之水却可以西漫入七乡。但魏岘此述，已是北宋时它山堰之情形，建中靖国元年（1101），明州监船场宣德郎唐意（字居正）“复累石于其上，以遏入江之羡流”，但“二年复涸”，崇宁二年（1103）签幕丞议郎明州人张必强，邑大夫宣议郎龚行修，“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14]。如此数番“培其堰堤”后，它山堰的堰顶高度由唐时的2.40米提高到宋时的3.05米（见图七）[15]。这样，它山之水才得以替代广德湖而成为鄞西七乡的重要灌溉水源。也就是说，唐代时，鄞南与鄞西可能是两片独立的灌区，前者靠它山堰而后者仰广德湖，只有提高堰顶而提升水位，它山之水才能穿越三江高地而将鄞南鄞西连成同一灌区。但毕竟它已成强弩之末，无法遏制广德湖被废后鄞西土壤之退化，最终带来“地要买东乡”的结果。

【图07】 它山堰唐宋时期修筑堰体部位复原图。图片来源见脚注。

总之，它山之水经宋代加高它山堰后才得绕城而折西之现象，提示着高地的存在。

由此不难领悟：“三江高地”是一个相当出彩的概念，它既是对一千多年前宁波老城区“中高外卑”的地势之高度概括，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自东晋隆安五年（401）以来，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县的县治近在咫尺，而三江高地仍要苦等三个多世纪而后起之原因。

看来开发者们自始便意识到，三江高地西翼并不适合于农业垦殖，但将之作为城市来建设，则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3

三、关于“浃口”

三江高地西翼，初名“浃口”，始在史籍中出现时，为军事要地。

句章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人，高祖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贼乃退还浃口。（《宋书》本纪第一）

五年，孙恩复入浃口。高祖戍句章，贼频攻不能拔。敬宣请往为援，贼恩于是退远入海。（《宋书》列传第七）[16]

《宋书》撰于齐永明五年（487），可见“浃口”之名在东晋时已经出现。

现在一般都接受南宋乾道《四明图经》的说法，认为“浃口”意为通海的江口，指的是今甬江口。

但东晋时，“浃口”是否确指今镇海甬江口，实际上不无疑问。从“贼乃退还浃口”“孙恩复入浃口”来看，“浃口”当为孙恩进攻句章的基地。设若“浃口”果真在今甬江口，则直线距刘裕的“筱墙”达20公里以上，而史籍上常说镇海距郡城六七十里。在冷兵器早期时代，相距如此遥远的攻守双方之间能发生什么样的战斗？

孙恩之后七十年，“浃口”又一次出现。

初，临海亡命田流，自号“东海王”，逃窜会稽、鄞县边海山谷中，立屯营，分布要害，官军不能讨。明帝遣直后闻人袭说降之，授流龙骧将军，流受命，将党与出，行达海盐，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杀鄞令耿猷，东境大震。（南朝宋泰始）六年（470），敕山图将兵东屯浃口，广设购募。流为其副暨挐所杀，别帅杜连、梅洛生各拥众自守。至明年，山图分兵掩讨，皆平之。[17]

亡命之徒“东海王”招而不安，杀了鄞县（时在奉化白杜）县令，可见田流之流时在今鄞南一带。周山图的攻防基地是“浃口”。如果当时的“浃口”指还处于不毛之地的镇海口，那他防守的目标与意义何在？又将向谁“广设购募”？鄞县已经沦陷，周山图所应保卫的是句章县，所谓“将兵东屯浃口”之“浃口”，只有解为三江口才说得通，因为三江口正是在句章县之东，布阵于此，攻防两宜。就像孙恩将进攻刘裕的筱墙的基地设于此地一样，进退有据。

这两则史料也提示，在三江高地西翼得到经济开发之前，它曾是一个不错的军事要地，而地成兵家之所争，往往是城市诞生的催生因素之一。

因此，尽管后世（乾道图经）对“浃口”意义的演绎理解可以接受，但东晋（400）、南朝（470）时的“浃口”，应该是指三江口，此距“筱墙”2.5公里左右。

“浃，洽也，从也”（《说文解字》），故可解为今奉化江、姚江相从由甬江入海之情形。所以，如果当年有“浃江”之名，也是意为三江总称。

今温州平阳有“浃口村”，处于两条宽仅20米左右的小河交界处，现东北距入海的飞云江6公里，东南距海5公里以上。因此，将“浃口”解为“通海江口”，恐怕未必确切。

永明二年（484）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伪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18]

南朝时，“浃口”再一次在史籍中出现。陈天嘉四年（563），陈文帝在剪除了闽人陈宝应的盟友留异、周迪两股势力后，派都督章昭达由陆路、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由海道，两路夹攻陈宝应，时尚书陆琼（伯玉）作“下符讨陈宝应”檄文，中有“蝥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溟，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缚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等语。

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海、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

据此，陈宝应的割据范围的确曾及浙东，但却时在陈文帝讨伐前之十三年，所谓“是时”即梁大宝元年（550）。但由上引文看，与其说是作乱，毋宁说的是笼络，如果“寇扰浃口”指的是这事儿，恐怕挨不上。于是檄文声讨的可能是陈宝应的盟友留异与周迪，但周迪势力在江西；剩下的只可能是留异，而留异似乎活动于东阳、钱唐一带[19]。如此，则“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可能历数的是这个同盟的合罪。“岭峤”、“述城”两地名至今似乎依然无考，因此，“浃口”是否一定指今天的宁波、镇海一带便也难以肯定。退一步说，即使“浃口”泛指浙东，那也应该是句章县东的三江口（见图八），而不可能是当时荒无人烟、无民可扰的镇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