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08】 六朝前的“浃口”当指今三江口。

如今所见文献最早提及“浃口”者，是三国时的韦昭。唐杜佑撰《通典》时，曾引用了韦昭的说法：

鄮。汉句章县，故城在今县西。鄞县，故城在今县东南。越王句践平吴，徙夫差于甬东，韦昭曰：“即句章东浃口外洲”。鄞音银，亦汉鄮县地。[20]

杜佑（735-812）所撰的《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他对“甬东”之释，可能采自三国时韦昭（204-273）的《吴书》，但今存《三国志·吴书》中未能检得“甬东”一词。韦昭认为“甬东”是一个“洲”（洲，通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处于“句章东浃口外”，一般解其意为指今舟山岛。后汉三国时句章在城山渡，更东边是时在宝幢的鄮县，按空间距离说，古鄮县离今舟山更近，韦昭为什么不说“鄮县海外”呢？推想是因为古鄮城抵海当时未必有路，而且还可能有大片滩涂阻行；以交通条件说，指出可达水路，则更为明确：“句章”在姚江边，乘舟沿江向“东”到“浃口”后，往“外”而不是向古鄞县方向的“里”，即可达“甬东”。所以，将韦昭的“浃口”理解为三江口，也是说得通的。考虑到当时的语境（镇海口尚未得到经济开发），这一解释更合乎情理。

目前尚未检得北宋之前将“浃口”与唐元和年间所设的望海镇、后梁开平三年（909）所设的望海县（或又有静海镇）联系在一起的文献。现今所见将浃口径自解为今镇海口的，是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四：“定海县，盖海壖之地，本会稽郡鄞县之静海镇。晋安帝时，孙恩寇上虞，刘裕出戍句章，贼退还浃口，即此地也”。但既然“浃口”的地名至少从东晋时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指今镇海口的话，那么当唐五代在今镇海设立军政机构时，为什么没人直接说“于浃口置镇”之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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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小湖和小江湖

小江湖的史载位置，常被用作反推鄮县署位置的佐证。

引水记曰，鄞县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观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里俗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焉。（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

小江湖在县南二十里，唐正观十年县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余顷。（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二）

唐贞观十年（634）王君照之治湖，现见最早的记录是北宋舒亶（1041-1103）《西湖引水记》[21]，上引乾道图经“引水记曰”云云即此。

按州图经，鄞县南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焉。（《西湖引水记》）

侯，讳元暐，史不传，不知何许人也。唐大和中，实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它山以北故时皆江也，谿流猥并，与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灾。侯为视地高下，伐木斫石，横巨流而约之，率三入江七裒于河，溉田凡八百余顷。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西湖引水记》）

显然，据舒亶文可知，王君照所治者为小湖，“溉田八百余顷”的工程是指王元暐的它山堰。乾道图经的“小江湖”，要么另有所自，要么就是误读舒文。

鄮，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祀之。（《新唐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

乾道图经成书于1169年，舒文作于1101年冬，《新唐书》完成于1060年，百余年里这三则史料，令人既难辨真伪，又难以取舍[22]。

又，舒亶所提及之“州图经”，龚烈沸先生认为是久佚之北宋景德《明州图经》，该图经始修于宋景德四年（1007），成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23]。如此看来，景德图经之“鄞”，已以宋鄞指唐鄮，故署址也由接官亭址变为开明街址，但湖的位置不会变（见图九），所以“县南二里”云云，可以推断已将方向距离作了“换算”，这样，据这则史料，是不能由小湖而推测唐鄮县署的位置的。

【图09】 唐贞观十年鄮县令王君照所浚治的小湖当指日湖，过图中水月桥下直抵细湖头（今开明街南与解放南路交汇处的三角地）。图片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摄于187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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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田新增与县署新建

开元二十六年（738）七月十三日（8月3日），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奏准，分越州立明州，析鄮县为鄮、奉化、慈溪、翁山4县，隶于明州，明州隶于江南东道；齐澣又“招（润州，今镇江市）还流人五百户，置明州以安辑之”[24]。

冻国栋先生认为，玄宗开元中期以后，相继推行了召募“客户”、“浮客”于边州安置和屯垦的办法，并随着军事制度的演变，改府兵轮番上役为长征健儿，诸军健儿所召为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他们可以携带家口同住边州，进行屯戍[25]。据此，齐澣所招的润州“流人”，或即上述之“客户”、“浮客”者。天宝十一载（752）江南道户均人口为5.52人[26]，想来此前十几年的开元年间同一数据变化应该不大，因此，这500户移民约有2750人[27]，这恐怕是宁波地方史上官方组织的移民规模最大一次，这为浙东海濡之地的开发拓殖新增了生力军[28]。唐朝实行均田制，授民户田分永业田（世业田）与口分田两种，比例为二八开，前者20亩，后者80亩，永业田可继承，而口分田在身死后收入官，以便向新出现的丁男等再授田。又按人地关系，分为宽乡与狭乡，宽乡可授足，而狭乡减宽乡之半[29]。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地方史料奇少，迄今未能明了均田制在鄞州-大鄮县时期的实行情况，但无论是时明州究为宽乡或属狭乡[30]，对这些屯戍移民户应该授田则是肯定的。但齐澣所召的为“流人”，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之所以被召而迁徙到明州，是因为大鄮县设州析县后有新增的职分田和公廨田需要有劳力耕种，这部分人仍是无田的佃客，总之，这500户“流人”未必能全部因迁徙而升为民户，并得受田。这里估计500户移民合计在可受田的不超过270户，计270顷。

另外，官吏的职分田与官府的公廨田也不算是一个小数。有研究认为：贞观十四年（640），大唐有州府360，县1557，唐代前期文武职官数大至估计在20000名左右，这样，每个州县有一品至九品官员10人，每人平均领职田600亩，合计每个州县的官员职分田平均为60顷；另有公廨田，上州30顷，上县10顷[31]。

开元廿六年所设明州的境域，如不计新增的海上翁山县，则陆上就是原来的大鄮县，无非裂地而治。同一境域州县数由1而4，一下子增加了3个，由此，官员职分田新增180顷，新增公廨田50顷（30＋10＋10，明州及陆上各县均为上州上县）。合计官田230顷，佃于230户润州流人耕作。

如此，因设州析县移民，738年后应新增授田500顷，隋唐每亩合今522.15平方米[32]，应新增授田合计达26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农业垦殖新生力量在鄞奉平原的强大注入，大唐吹响了开发浙东山海的号角。

按理，谁都想落户在州县治所的周边，但官署是区域经济中心，其邻近往往无闲田可授。自刘裕将句章县治迁到接官亭址以来，周边仰赖罂脰湖（后称广德湖）的灌溉，使此处成为三江口地区农业最早发达起来的区域。当年的例外，恰恰是离州治不远的东面三江口高地，——由于地势高，不但灌溉不易，而且冲盐刷卤、淡化土壤也谈不上，可以想见，直到开元中期，高地区域尚未得到开发。

于是，鄮县令王叔通[33]首次登临三江高地，将县署迁至今鼓楼一带，同时将部分移民安插在姚江-奉化江一线之高地两翼，授田垦殖。

关于开元鄮县署，南宋宝庆《四明志》说：“旧经云，县在府子城之东二百八十步。城周回四百四十步。其实非有城郭，特县治之基周回若此尔”[34]。五尺为一步，唐尺合今0.295米[35]，故280步合今413米。今蔡家巷即原子城东墙，向东400余米，即相当于今国医街，猜测此为鄮县署的西墙（宝庆志说得很明白，此处只是县署，非县城。故曰西墙），县署“周回四百四十步”，如为正方形，则鄮县署的面宽为110步，即162米，也就是说鄮县署的东墙相当于今平安大厦东边的小路，现在的开明街正相当于对着鄮县署的正门，此处就是宋时的开明桥和开明坊以北[36]（见图十），今中山西路北这的开明街两侧（下称开明街址）。

【图10】 开元廿六年鄮县署首次登临三江高地西翼，图下方牌坊额上有”开明坊“三字。图片来自国图官网公布的南宋宝庆《四明志》咸淳增刻本。

开明街址成为鄮县署，明代三志认为在长庆迁州治时[37]，而徐兆昺则认为在早先的大历年间[38]。现在看来，此处设县署当在设州之开元二十六年（738）。

也就是说，开元设州后，明州署在接官亭址，鄮县衙则迁至开明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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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大历州署易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