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元年（762）发生袁晁之乱，曾进占明州。或许是时，明州署曾被毁。于是，明州署大概在大历六年（771），东迁到了今中山西路北侧的布政巷附近（下称布政巷址，见图十一）。

【图11】 西门外布政巷的大约位置。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摄于1872年，望京门水门上西望。

之所以猜想如此，是因为：

（一）《元和郡县图志》说：“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39]。而布政巷址西距接官亭址约530余米，正合唐大里1里。自东晋隆安五年（401）以来，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县和明州历代官署，一直都在接官亭址不曾变动，即所谓“仍移理句章城”。但到了元和志，却出现了“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一语。是志编撰成书于元和八年（813），故可推断明州署在738-813年间的确东迁了1里。

（二）所以猜测明州迁署于771年，是因为该年废翁山县。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说“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而鄮久弗能复，乃移治鄞”[40]，这是宁波地方史上“大历移治”说法的来源。但细究起来，此语多有抵牾，至少袁晁之乱于次年即被敉平，“久弗能复”并非确论[41]；另外，敉平袁晁之乱的责任主体当为明州，而非鄮县。从后来翁山县域归鄮县管辖这一事实看，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州复翁山，乃移治鄮” [42]。与所谓的“鄮县大历迁移治所”一事毫不相干。

（三）明州迁署在乱后9年，似乎于理不通。但其实，当年兴建官署，如果不是朝廷拨款，恐怕的确颇费时日。比如，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毁明州城，鄞县官署于9年后的绍兴九年（1039）才在旧址完成重建；元至大二年（1309）倭商焚官署与民宅，鄞县直到1325年才重建廨舍[43]。因此，如果乾道图经将撤翁山县和明州移治两事混同而说，那么事过9年，明州官署才易地重建，也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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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鄞江

鄮县署于738年进驻三江高地以来，“相土尝水”，不断探索“因地制宜”的规划思路，根据这里的“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44]的区位优势，最终确立了将三江高地西翼建设为明州新城的开发方针，经七八十年的持续努力，一座富有活力的崭新城市已经出现在宁绍平原。当此之时，上官们坐不住了，再也不愿局促于新鄮县城西边的“卑隘”之地。

长庆元年（821）三月，浙东观察使薜戎奏请朝廷时说，“明州北临鄞江，城池卑隘，今请移明州于鄮县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县”，朝廷批准了这一要求（“从之”）[45]。南宋方志则记为“移明州于鄮县置”，“易县治为州治，撤旧城筑新城”[46]。此乃宁波地方史上“州县治所互易”之说的缘由。

这里的“旧城”，究竟是指州旧署（布政巷址），还是指鄮县腾让的旧署（开明街址），实际上是不清楚的[47]。如是指前者，则有互易之说。但如是指后者，意味着明州署迁入鄮县署，而鄮县可在腾让的开明街址“近南高处”另觅场地“置县”；如此，则实为州县治所同迁，而非州县治所互易。

鄮县或鄞县作为附郭县，历来有为上司腾让官署的传统，如果不算上738年新鄮县让出了原大鄮县的官署（接官亭址）予明州，那么唐长庆州县治所互易就是开天头一遭。之后，元至大二年（1309），鄞县将才重建一新四年的开明桥北县署让给了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分司；元末，方国珍据郡治为行省，至正二十二年（1352）命鄞县宋礼由子城西移治于行春坊（今第一医院附近）；1950年，鄞县将县前街的县府让给了宁波市府[48]。

薜戎奏折中的“鄞江”与“城池卑隘”究竟所指为何，对于判断明州州署在移城前到底在哪儿，当为关键。

作于太和九年十一月八日（835年12月1日）的《唐故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勾检官文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骑都尉解君墓志铭并序》一文中，有“殷公作鄞江守”“余承命鄞川守”“不料殷公薨于鄞川”等语[49]。

陈正言作此文时，距鄞县被撤并（589）已246年，距鄮县更名为鄞县（909）尚有74年，也就是说唐时的明州辖下，没有“鄞县”，从而不可能如后世那样因县名江，如“奉化江”、“慈溪江”；而且，也不可能以古鄞县（署址在奉化白杜）来命名奉化江，因为古鄞县只在奉化江的流域内，却并不傍江，在后梁开平三平（909）前，奉化江的任何干流、主流和支流被称为“鄞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唐代时“鄞江”之“鄞”，恰恰指的是本朝（唐）初年曾置的鄞州，而现在的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这三江正处在唐初鄞州的境内，因此，唐代时的鄞江、鄞川，正是如今宁波三江的总称（见图十二）。

【图12】 直到鄮县改名为鄞县（909）之前，姚江也是鄞江的构成部分。图为1870年前后的保丰\，\外即姚江。图片来自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

如此，浙东观察史薜戎奏请迁移州城时所说的“明州北临鄞江，城池卑隘”云云，就非常易于理解了：文中的“鄞江”是唐时的概念，指包括今姚江在内的三江，不可以宋时“鄞江”的称呼来附会。处于布政巷址的州署，北偏东距今姚江西南岸仅1.6公里（约在北斗河东北，后建北郭堰、保丰\方阻姚江之水），而唐时姚江未建江堤，咸潮南侵而距州署更近，此即所谓“明州北临鄞江”之意；又，州署所在之处，属三江高地的边缘边角，回旋余地不大，周边即为鄞西水网地带（参见图五），犹如前述，其地面高程低于三江高地西翼，故曰“城池卑隘”。

据《宝刻丛编》：“唐移州城记，唐韩杼材撰，韩泉正书并篆，长庆二年岁次壬寅立”[50]。照此看，韩杼材（字利用）所撰“移州城记”（宁波历代方志均称之为“移城记”），还曾刻碑，碑石于南宋编纂宝庆志时还在，并著录为“移城记，唐推官韩杍材撰，在签厅”[51]。但历代方志似未录“移城记”全文，只见有“功大而民不知役，费广而用不厉民”[52]之语，可见造州城之费来自朝廷拨款，而非就地征役课赋。移城碑立于长庆二年（822），说明州城建设工期起码有一年。在这过程中，明州署当在开明街北的原鄮县署过渡；至于鄮县，暂且到布政巷址的原州署办公，从而形成“州县治互易”的现象。作为安慰与交换，观察使和刺史在鸠占鹊巢同时，奏准鄮县可以在“州旧城近南高处”新建官衙。但鄮县也不愿意再回到“地形卑隘”的“州旧城”，最终还是回到了开明桥北，或许趁机翻新了县署公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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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灵桥与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载，明州刺史殷彪初架浮桥时，选址在后来的东渡门外，即今江厦桥两堍。

鄞江跨江浮桥，在县东南二里。旧曰灵现桥，亦曰灵建桥。唐长庆三年（823）刺史应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桥于东渡门三江口，江阔水驶不克成，乃徙今建桥之地。经始桥基，云中微有形，弯环如虹，众以为异，因建桥于其下。[54]

这是中国潮汐江上第一座浮桥。未几，因此处江面过于宽阔，又太靠近三江口，水文复杂，且管控浮桥经验不足，乃移设于今址。

过河跨江，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交通方式，无疑是船渡，一劳永逸之法则是建造固定桥。而浮桥，无论是方便舒适程度、投资额，都介于船渡与固定桥之间，但桥梁的日常维持所需，则远超乎津渡与固定桥，尤其是像灵桥这种处于潮汐江上的浮桥，事功与耗费，更甚于普通季节河的浮桥。因此，浮桥之设，大多是一种短期的、临时的和过渡性的交通措施，时过境迁之后，浮桥便被拆除；过河需求足够强劲，浮桥自然会升级到固定桥。

需要长期而持久的人力物力投入以维持其正常运营的浮桥，在唐代中晚期就出现在几乎无法建造固定桥的奉化江上，反映了当时过江交通的需求已经相当旺盛，哪怕沿江再设渡口、再加渡船也满足不了，故而愿意担不匪之赀以兴建与养护一座过江浮桥。

还须予以注意的是，殷彪兴建了浮桥后，还录得大和三年（829）刺史李文孺曾经修桥一次，另可推断七年（833）刺史于季友也修桥一次。这说明，灵桥，并非为某种临时之事而建，更不是某位刺史好大喜功、心血来潮的结果，而实在是当年城市经济似乎已然发达到必须向东拓展空间的地步。

三江高地才开发了85年（738-823）就觉得空间逼仄了？即便如此，为什么必须东扩？

向西是不行的，何况从句章迁治（401）以来，历朝县署包括明州经营了420年（401-820），三江高地以西的卑隘之地，顶多因水利工程的成功而改造成为了农田，但在城市建设上依然乏善可陈。

向北，同样需要架设浮桥，但收益前景不如江东，是不难判断的，因为江北是姚江与甬江围合而成的半岛形陆地，发展余量不大不说，其田地受两江之咸潮夹击，治理难度更大，况且当年其中还有已经退化为沼泽的雁湖。

向南，则近有月湖、日湖阻隔，远有奉化江、小江湖限界，情形比鄞西好不到哪儿去。

江东，是三江口高地的东翼，它因此比鄞西少受咸潮困扰，又可引东钱湖之水灌溉，土壤肥沃，所谓“儿子要亲生，地要买东乡”之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推想在明州设置以来在润州移民的开发（738）下，以及受惠于陆南金治西湖的水利工程（744），此地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既如此，那鄮县和明州又为什么不再沿着自接官亭（东晋句章）-布政巷（长庆前明州）-鼓楼（长庆后明州）-开明街北（开元鄮县）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继续东进呢？

在此，必须指出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的神奇之处，——2014年迁入东部新城的宁波市政府新址，就在这条从东晋射出的直线上！更神奇的是，被疑为古鄮县治所在地的宝幢同谷口[56]（今为宝同村），居然是这条直线的东端点！而大唐从621年的鄞州署开始，就沿着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登临三江高地的，才85年功夫就挺进到了三江口，殷彪之所以将中国潮汐江第一条浮桥架设在这条直线上，或许意味着先哲们胸中早已有了一张宏伟的蓝图，——向东，与最古老的贸邑汇合！越岭，呼唤未来的大港问世（见图十三）！

【图13】 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图左方四个标志自左至右分别为接官亭址、布政巷址、鼓楼址和开明街址。A为初设浮桥址，B为今灵桥址，中间红点为今宁波市府址，红轴转折处为古鄮县址，右上红点为北仑山。

可惜，浮桥难以在宽阔汹涌的三江口（A）立足，殷彪只得按捺住雄心，在神霓灵虹的喻示下，将浮桥移设于南退近一里的江滨（B）[57]。

但灵桥易址，对明州城市规划理念的改变，却是相当深刻的。三江口造桥失败，止住了盛唐明州东扩的进程，而易址于灵桥门外，浮桥则成为维系城厢与江东之间人流、物流的沟通设施，它的前提是城厢与江东的区域分工，江东是保障城厢居民生活的农副产品物资供应基地。这种理念贯彻千年的结果，可以从1883年的《宁波府城图》上看出来，——尽管灵桥架设已经1060年，但江东的城区建成面积依然小得可怜，并且是以百丈路为主干向南北两侧生发（见图十四）；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从航拍地图上看，情形并无根本性的改观（参见图五）。也就是说，今址灵桥，并非是城市面积扩张的举措，而是保持城市内在繁荣的手段。

【图14】 1880年代宁波城市建成区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