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文村，一位村民在擦窗子，迎接即将回家过年的孩子们 图/朱丹阳

文村新民宅一期“浮出”水面后，陆镇峰最为自豪的，一是项目一期已顺利完成审计；二是把成本控制在每平两千五百多元，基本达到他向省、区领导汇报的估价目标。

陆镇峰认为，目前的成本价还可以进一步降下来——“譬如，我们是一级单位，管理费非常高。如果按王老师的设想，村民自己来造，成本还可以再降。”

除了对“交给的任务”尽职，陆镇峰坦承自己也存着点“私心”，那就是“一点个人的成就感”。“中国最牛建筑师的作品，我做过了，亚运会场馆，我也做过。我就可以安安心心退下来，没有遗憾了。”

他的朋友、参与过文村项目的工程师庄宇（化名）则持保留看法：“王澍老师的出发点和设想都很好，但从造价、工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讲，都是很难推广的。”

“我觉得，王澍更适合去做公共建筑项目，那样你做概念、做先锋、做文化地标，怎么折腾理念、风格都是可以的。”庄宇说，“但是，如果你做民用建筑的话，那必须是大部分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符合大部分人的实际需要。”

庄宇的观点，在一部分主流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中有代表性——那就是“坚固、美观、实用”三原则，以及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最有效的成本控制。

“问题是，老百姓有时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一位建筑专业学生反驳说。“大多数人就是跟风的，更谈不上有什么审美品味了。”

他手指指向和老文村隔着一条溪的那片“小洋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先行富裕起来的乡间，随处可见这样外墙贴着小条砖、镶着蓝或绿玻璃铝合金窗的仿欧、仿美式别墅，俗称“小洋楼”。

在杭州郊区国道上行驶时，我发现路边村的村口有几栋造型夸张的新洋楼，有相当“辣眼睛”的罗马立柱、哥特式尖顶。

“这几年比较时兴这种样式的。”朋友指着这几栋房子解释。“这几家在村里算发（财）得晚，新房子盖得也晚，所以更加要争口气了。”

2019年小年夜，我从区政府出发驱车半个小时，到达富阳区另一个“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区——场口镇东梓关村。

蓝天下，矗立着一排白墙黛瓦的新房子，很是抢眼。这是由浙江绿城开发的“杭派”新民居。2017年完工后，新民居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扩散，东梓关也因此成了“网红村”。

“一个是外观上采用白墙黛瓦，视觉上容易出效果。一个用常用的建筑材料和工艺，成本上更可控。”庄宇比较说，“从实用性和造价上，杭派比王老师的浙派更容易推广。”

目前，东梓关的造价在两千多元一平，本村村民可用比成本价低一点的价格买下。

在陆镇峰看来，这两个项目的出发点、性质完全不同。“王澍老师做的浙派，是建筑艺术品，而东梓关村就是普通民居，两者没有可比性。”

“王老师的设计，文化内涵比较高。杭派民居实用性更强。”倪鹿华的观点也类似。“我们的浙派风格暂时还没法推广，因为实用性上还有一些欠缺。”

改造后的文村，吸引来一拨又一拨考察、参观、游玩的游人、政府官员、国内外建筑师和学者。但王澍坦承推广还是一个问题。

“尽管大家都说好，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批新民居也就只有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现了，在富阳看不到第二个村子使用这批图纸，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被推广的。这说明，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接受没有想象的那么快。”

知乎上，有建筑师半带调侃地评价道：“文村项目，是王大师又一次个人观念的强大输出。”

在中国主流建筑师那里，有关王澍和他的作品，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不实用”、“文人和艺术家气太重”、“拿着甲方的钱来做自己的艺术品，太任性”，以及那句永远不必要的担心——“如果中国建筑师都像他那样，那不乱套了？”

欣赏和推崇他的，也不吝惜最高的赞美。借用另一位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师刘家琨对王澍的评价：他的作品有一种“有争议的动人”，而不是“近于完美圆熟的庸俗”。

我问王澍：你认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责任到底是去服务、满足于人们的需要，还是去挑战他们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与诉求？

“这两个都需要，一方面你要了解到大家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你要看到现代的人其实特别纠结，旁观者也许认为他们生活得很自然、很美，但其实他自己心里充满了怨恨，他是准备放弃（已经拥有的），是想要更大的房子，因为他看到别人家如何如何。

“其实，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双重的反抗。你既要观察他的生活，看到他的美。另一方面，你要知道这种生活在整个文化和文明中有什么样的位置，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建筑师一定需要有批判的态度，就是要让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价值框架，你说生态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然后在这个价值框架之下，找到最合适的建筑。总体上说，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更要强调过有节制的生活。”

六

破碎的回忆

从东梓关回市区的归途，我有意选择了公交。向村民请教换乘路线后，我们在村口上了公交大巴，到场口镇换车去市区。

半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全新的街心公园附近下了车。

置身于巨大的街心公园，同行的母亲一片茫然。1960年代，她曾在场口镇念初中，在这里度过三年。她操着当地方言向等车的人打听：“这原来是哪里？”年轻人一脸茫然，几个约莫四五十岁的男女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路过的老人家报出了一个地名，她带着几分沮丧和失望离开了。车上，她和我不断地讲述她记忆里的那个场口——在六谷湾念书，跑到乌龟潭游泳、洗澡。每年农历八月半，四面八方的人涌向场口镇，场口老街上人来人往，被挤得水泄不通，马沙滩上有京剧、越剧、电影、戏法、马戏表演等等，热闹非凡，“那是我们富阳地区的广交会。”

我请人到“富春山馆”查了地方志——场口古镇曾是从诸暨、浦江、壶源、常安地区通向杭州城的门户重镇，清末明初场口进入鼎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县政府迁至场口，使场口一度有“小上海”之称。

当晚，母亲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街心花园的照片，然后写了一段长长的话：

“这是场口的一个休闲公园，你们猜猜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反正（我）找不着北了。我急着想找找龙潭渡，场口老街，马沙滩，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老街拆光了，这个公园就在马沙滩上。我心里那个悲哀。那么有名的小上海居然不存在了，什么盐店埠、三角道地、草所街、洋塘岭都统统没有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决策失策，也是犯罪。” 在给同学的回复里，母亲重重地写道。

七

机制和破局

目前，文村项目完成了王澍设计案的一期：老房子的保护和新民居的示范。

我问村里和镇上干部：后面几期将何时启动？得到的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

采访中，几位看过完整设计案的人士告诉我：“整个村完成改造的话，村头、村尾会形成两头翘起的效果，融入天际线，很和谐”，“尤其是那个书院的设计，非常非常漂亮，不造出来的话，真是很可惜的。”

2014年“美丽宜居”试点落户到文村，是洞桥镇政府求之不得的。

这个位于富阳区西北部的镇是富阳、桐庐、临安的交接之处，因为位于丘陵地带，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一直想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拉动地方经济。多年来，镇上干部为招商引资绞尽了脑汁。2018年，洞桥镇年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万，目前只能负担当地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如果上头不拨款支持，我们哪有能力来继续推动这个项目。”一位镇干部发愁道。

在镇政府食堂就餐时，我们听到旁边几位镇干部边吃饭边商量工作——眼下的“山货节”怎么搞，怎么聚集人气把杭州城里人吸引来，以及和一家外来公司在谈的文村老房子的整体出租和签约问题。

谈到外来投资，镇干部都表现得比较谨慎，“资金不落实，什么都不好说。”几年前，一家北京的公司来投资，号称要投入五个亿，结果资金不到位，两年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如果总是坐等着天上掉馅饼，一定会碰到麻烦。”陆镇峰说，“机制上的问题，我觉得还值得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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