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文村，一户刚办过喜事的人家 图 / 朱丹阳

最终，他选择了位于富阳区西北山区——归洞桥镇管辖的四个自然相邻的村子，并首先挑中文村——一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村子。

“这个村子虽然破旧，但有它的一个优点。原来的村干部比较有意识，他们建新村时，把大部分新村都造到了老村的对面，中间隔开了很大一片农田。老村里虽然也建了很多新房子，但是整体的形态和肌理都保留着。所以，很容易做出一点东西。”

对于选址文村，从省里到区里都有不同意见。

“当时区领导班子内部是有反对声音的，因为明明有很多条件比文村更好的地方。”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乡村改造是由政府出资的公共项目，从经济效率上说，当然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更有开发价值的地方。

最后由时任富阳区的“一把手”拍板作了决定。

这里也存在着一场“角逐”。据这位官员透露，当时，淳安、建德、桐庐等地的政府都想把这位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请去做乡村改造项目。

王澍说自己是有意为之：一是“浙江省像这样的村子占绝大多数，我要选一个典型，这样对更大量的村子的保护和改造有示范性。一是如果选一个大部分是古建筑或者历史文化的名村，那个比较容易做，而且有很多专家都会做，“我要做的是别人认为做不了、很难做的，几乎已经绝望的。”

2014年，洞桥镇被浙江省住建厅正式列入“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省级综合试点项目，试点范围包括文村、大溪村、贤德中心村和查口村，由王澍负责规划和设计。

文村是第一个启动的试点。

二

建筑师的20岁　“他是每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你的加强版和成熟版”

在得知王澍获普利兹克奖后，一位在海外建筑事务所学习的青年建筑师写下了一段心潮澎湃的话——“他是每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你的加强版和成熟版。”

王澍说自己是一个思想比较早熟的人。

“今天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我80年代就在思考的。正因为我提前30年已经思考过了，所以，我今天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他的言谈一如传说中有傲气。

2012年获奖后，王澍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他们津津乐道于他的狂，他的傲，特别是他早年的叛逆——譬如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一个是他，还有半个是他的导师齐康。

在他的母校——东南大学，王澍一直是个传奇，有关他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建筑系学生中流传，关于他的张扬、他的才华和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

“豪不夸张地说，他是建筑系学生的精神领袖。”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童明回忆说。在东南大学读本科时，他比王澍低五级。他还记得那些高年级的学长们成天在模仿王澍，读他读过的书，模仿他说话、做事的样子，“着了迷一样”。

1998年，执教于东京大学的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把贝聿铭、伦佐·皮亚诺等六位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大师请到东大和师生们面对面交流，畅谈他们年轻时的求学生涯和从业经历。这次“建筑师提问建筑师”的访谈内容最后结集出版为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建筑师的20岁》。

二十来岁的王澍到底在思考什么？在做些什么？他是怎么找到自己认定的方向，开启自己的建筑语言探索？

通过网络，我找到了他完成于1988年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空间诗语结构》的影印稿。论文分上下篇。

在这篇文风晦涩的论文里，他引用的理论包括黑格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T·S·艾略特等，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依我的解读，《死屋手记》是一篇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建筑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超前”论文。它的所指，在1980年代的中国还未真正存在。

它所探讨的建筑在历史文脉和动态现实之间的位置，和王澍今日主张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脉相承。

有趣的是，青年王澍在论文中写下这么一句话：“要使建筑创作成为一种对‘现实’文化的批判力量，就必须有建立在理性批判意识上的理论，它必须超前。”

谁也没预料到：《死屋手记》所批判的，在此后30年间的中国大地上毫无抵抗地落为了现实——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建设中，中国大地上矗立起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和“千人一面”的城市。国际大牌建筑师们应邀而来“淘金”，留下一座座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巨型“怪物”。

坚持“自己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位当时东南大学公认最有才华的学生最终没能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王澍和妻子来到浙江美院工作，一度去了深圳。1992年完成深圳大剧院“艺术家沙龙”的设计后，他回到了杭州。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遍地都是工地的90年代，有整整七年，他一直没有接过“像样”的活，靠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养家。在这段隐居西湖的日子里，他喝茶，练书法，研究山水画和传统园林艺术，跟工匠们学手艺，把自家使用面积五十多平的小公寓设计成一个微缩版的现代园林。

直至1999年，因着在同济大学读博时的同学、好友童明的邀请和推荐，他得以试手隐居复出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项目——苏州大学文正图书馆设计案，这后来成为他的成名作。

“虽然说是他的第一次，但我感觉他那时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童明回忆。

紧接着，2001年起，受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委托，王澍和妻子的“业余建筑师工作室”担纲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总体规划、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再接着是设计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宁波藤头案例馆。

在这些作品里，王澍把自己多年在中国山水画、园林艺术和传统工匠的“营造法式”里寻找、摸索的中国本土建筑语言落为现实。渐渐地，他的作品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关注和重视。他成为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座上宾”。

普利兹克奖评委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评价说：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回望王澍2012年以前的作品，都在城市。那是他锋芒所指的重灾区——一个急于拥抱“现代”、丢弃了自身几千年文化传统的魔幻之地。

早在1986年，23岁的王澍还写过一篇找不到发表之地的两万字长文——《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建筑界进行了“炮轰”，从各位大师、自己的祖师爷一直批到导师——齐康教授。

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先生。对这位为中国建筑传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前辈，他也不客气地批评——认为梁先生对中国建筑的终结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在王澍看来，被梁思成忽略的中国传统民居才是中国建筑的真正主体，它们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地域特色最明显。

2009年，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王澍受宁波市领导的委托，负责上海世博会中国乡村主题馆——宁波藤头馆的设计案。

在这个年产值达30亿、曾获“联合国全球生态500佳”的明星示范村里，他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过去的痕迹——街道完全和城市一样，村民们住在简化版欧式独栋别墅。在村委办公室里，他看到一个沙盘，上面展示的是规划中的“美国郊区别墅群”。

“我的直觉判断是：中国乡村的文明几乎被抽干了”，“一种文明积累数千年，一旦崩塌，要想成体系地重建，异常困难。”

做完藤头馆，王澍提出了一个反问——“回忆已经无法凭借历史，回忆还有可能复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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