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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的这个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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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水


    宁波这个地方，在古代历史上曾经依次叫过甬、句章、鄞、鄮、明州、余姚、庆元、宁波等名字。综观其中，历史上唯明州名气为最大。直到现在，我们宁波人还以曾经拥有过明州这个名字而感到自豪。

    因境内四明山而得名、又深受宁波人自豪的明州，其经历却是一波三折的。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因丝织品和海产品集散之便利，接受了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的奏请，将越州位于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流域的鄮县，升置改名为与越州同级并同隶属于江南东道的明州，这就是明州建置的开始。可惜，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到了唐天宝元年（742），这位对创建明州具有决定性贡献的玄宗皇帝，突然不明原因地把新生的明州降置改名为余姚郡。真是“置也玄宗，撤也玄宗”。这是明州第一折。

    李隆基的太子是李亨。这个李太子仿佛专与父皇对着干，他趁“安史之乱”，在父皇最困难的时候，暗地里策划了“马嵬兵变”，夺取了皇位，成为唐肃宗。唐肃宗在正式坐上皇位还不到两年的至德二年（757），即将余姚郡复置为明州。明州也就是从这时起，才比较平稳地走过了唐朝、五代十国、北宋，来到了南宋。这段长达457年的时间里，是明州发展繁荣时期。

    可是，到了南宋第四位皇帝赵扩继位后，明州遇到了第二折。这位被史称“无慧”的宋宁宗，在继位前曾遥领明州观察使，对明州有点特殊的亲近感，于是在他继位后，即庆元元年（1195），便把明州升格为府，并赐自己的年号“庆元”而名之，更明州为“庆元府”。明州的这一折不得了，时间竟长达一百七十多年，贯穿了南宋的后期和整个元朝的始终，直到元亡明立之时。

    初坐皇位的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底气不是很足，神经过敏地觉得先于元朝七十多年的“庆元”，有隐含“庆贺元朝”之意，与大明王朝不共戴天，遂于洪武元年（1368），废“庆元”而恢复了古名“明州”，并隶属于“浙江行中书省”，浙江省名即始于此而到现在。可是这位小和尚出身的朱皇帝，过了十四年，即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想到了“明州”与大明王朝的国号有讳，必须避“明”。因此时明州已置定海县，于是采纳鄞县人单仲友“海定则波宁”的建议，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这个第三折，让跨越了643个年头、实质也有454年的明州时期彻底夭折，从此宁波之名沿用到今。

    唐朝明州建立后，始置慈溪、奉化、翁山、鄮四个县。唐广德二年（764），象山县由台州划隶明州，这是明州唯一一个从外州划入的县，此时明州所辖为五个县。

    象山县是在唐神龙元年（705），把当时台州宁海和越州鄮县的部分属地合并而设置起来的县，时属台州。县治在彭姥村，即现今的丹城。象山县名因县治西北有山“形似伏象”而得。象山划入明州后，其区域基本稳定，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明州初始的四个县中，在今后的区域变化中有简有繁，不尽相同。慈溪和奉化比较简单，其区域方位大致与现今差不多。慈溪县自置之始，县治就设在今属江北区的慈城，县名因治南有溪及东汉董黯“母慈子孝”的典故而得。奉化县始置时，其县治设在今市区锦屏街道的白杜，县名可能来源于县东的奉化山。

    明州区域沿革变化较为复杂的是翁山和鄮这两个县。翁山当时也是始置县，其区域大致是现在的舟山市，但它只存在了短短的33年时间。到唐大历六年（771），因台州人袁晁造反占据舟山，朝廷遂撤销翁山县，而将它并入鄮县，这是明州撤销的第一个县。翁山县撤销后，明州所辖又复为四个县了。

    明州的鄮县，虽然比越州的鄮县区域大为缩小，但却成了明州的核心地区，与明州的关系紧密甚于其它各县，地位十分特殊，区域变化也比较大。

    为加强明州门户甬江入海处的海防建设，在唐元和四年（809），朝廷划出鄮县甬江北岸地块，设置为明州直辖的望海镇，其区域相当于现在的镇海区和慈溪的龙山镇及江北区的一部分。望海镇的镇治设在当时的浃口，即后来的镇海城区，现属镇海区的招宝山街道。到了唐元和十四年（819）八月，浙东观察使薛戎以“望海镇附临大海，与新罗、日本接界，请据敕文不隶明州”奏请朝廷，得到朝廷许可，望海镇就从明州划出，升格直隶浙江东道，这是明州唯一一个曾经划出过的镇，州区域随之缩小。

    到了唐乾宁四年（897），望海镇又复隶于明州，并改为静海镇。望海镇（静海镇）的设置，既加强了甬江口的军事防卫能力，也为后来定海县的建立准备了军事和政治基础。

    五代十国是个动乱时期，但其中的后梁开平三年（909）却是明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鄮县复古名为鄞县，从此鄞县名称沿用了一千多年，直至2002年改为鄞州区为止。也是这一年，吴越王钱镠看到静海镇有“渔盐之利”，便奏准朝廷，将静海镇与鄞县的崇邱乡即现在北仑区的小港街道和戚家山街道、金塘乡即现在舟山市金塘镇，合并组建为静海县，未几改为定海县。这是现在镇海区和北仑区前身镇海县置县之始，也是明州新设的第一个县，此时明州所辖复为五县。后来定海县不断完善和扩大，在宋熙宁十年（1077），朝廷又将鄞县的海晏、灵岩、泰邱三个乡划给定海县，基本上奠定了后来镇海县或现在镇海和北仑两个区的区域规模。


明州的这个地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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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熙宁六年（1073），朝廷为消除鄞县和定海隔海管理的不便，采纳前任鄞县县令、时为当朝宰相王安石“海上巨障，昌壮国势”的奏请，在原翁山县的旧址设置了昌国县，先后将鄞县的富都（今舟山定海区）、安期（今舟山桃花、六横）、蓬莱（今舟山岱山）三个乡和定海县的金塘乡及象山县的一些岛屿划给昌国县，这是明州最年轻的县。此时明州所辖升为六县，行政区域也基本定形。

    现在隶属宁波的余姚和宁海这两个县，始终未划入明州。余姚设县历来有秦、汉两种说法，其区域南有句余山（即今四明山），北有姚水，余姚这个地名是合境内山水之名而成，其县治一直设在现今余姚市城区的江北。宁海县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朝廷把临海郡北端200户和当时的鄞县南部800户人口划出来合并而设置的县，其县治在白峤，即现今宁海跃龙街道的白峤村，当时隶属临海郡。在明州建立时，余姚和宁海分属越州和台州，待它们最终划隶宁波时，已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了。

    设置明州的唐朝，是按照州内户籍的多少，把州分为三个等级。4万户以上的为上州、3万户以上的为中州、3万户以下的为下州。明州的主要创始人齐澣，在明州建立初期，即将约有500户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流民，安置于明州州治落户生活，这既保证了明州初期的社会安定，也促进了明州的人口增长。到了唐天宝年间（742－756），明州作了历史上第一次户籍普查，共有户籍42027户，人口为207032人，超过上州的标准。所以，明州的管理机构是按照上州的规模来设置的，其最高官职是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明州在唐朝共有169年，先后有32人担任过刺史，其中，韩察、应彪、黄晟较为著名。北宋政府改称明州第一把手叫做知州，且频繁调整知州的任免，在整个北宋167年中，竟有93人担任过知州。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唐宋八大家”中，竟有两位即曾巩和王安石担任过明州的地方官，这也是明州的一大幸事。

    唐朝著名诗人、散文家杜牧的爷爷杜佑，是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用三十六年时间，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通典》，开创了我国史书编纂新体裁。在这部《通典》中，杜佑记载了唐朝分县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其中，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至六千户为中县，不满千户的为下县。有资料显示，明州的奉化、慈溪和鄮县，先后在唐贞元和元和年间（785－820）定为上县，象山在贞元年间（785－805）定为中县。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实行乡里制，一般是百户为里，十里为乡。当时明州的慈溪辖21乡、奉化辖19乡、鄮县辖18乡、象山辖5乡。乡里制与州县等级制一样，只能说明户籍的多少，不能说明区域的大小。那时地广人稀，政府重视的是户籍和人口的增长。

    中国最为兴旺发达的李唐王朝，在它灭亡时，却把全国带入了长达七十多年战乱不断、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使得全国人口激剧下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不得不下调分县七等的标准。宋朝定望县为四千户以上、紧县为三千户至四千户、上县为两千户至三千户、中县为千户至两千户、下县为千户以下。当时，鄞县和奉化列为望县，定海和慈溪列为上县，象山和昌国列为下县。

    明州时期的组织机构，在县与乡之间还设有镇。这镇的职能和数量在唐宋的不同朝代里的变化是蛮大的。唐代的镇以军事设防为主，共设有四个镇。到了南宋，镇以税务管理为主，增至七个镇。由此也可看出明州辖区社会环境的逐渐安定和经济贸易的日趋繁荣。明州有两个镇最为有名，一个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地处明州东部沿海的望海镇（静海镇），另一个就是地处明州西部四明山麓的小溪镇（光溪镇）。

    明州建立初期，将州治设置在小溪镇，就是现在的鄞江镇。小溪镇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城镇，号称“四明首镇”。早在东晋隆安四年（400），五斗米道的孙恩率众起义曾与官兵大战于浙东。这次浙东大战，基本上摧毁了位于现在慈城乍山城山渡附近、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宁波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句章县城。第二年，即东晋隆安五年（401），由镇压孙恩起义有功而发迹、后来成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在小溪镇建筑了句章新县城，这就是小溪镇建城之始，其具体位置可能是现在鄞江镇鄞东村，即当地称为“古城畈”的那一带。从此，小溪镇先后成为句章及以后的鄞州、鄮县的州治、县治地。到明州建立时，这个已有337的建城历史、又同时拥有了鄮县县治和明州州治的小溪镇，达到了宁波历史上“小溪时代”的鼎盛时期。其城郭辖区，也得到了扩大，大约东接马湖，南接北抗岭和奉化相邻，西至金陆田厂，北面接连大德会前的大德桥（即已被拆除的鄞江桥前身）。

    小溪镇毕竟位置偏辟，地形狭小，难能满足州治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唐长庆元年（821），时任明州刺史的韩察，是个极具战略发展眼光又是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实干家，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地域局限性，于是奏请朝廷获准，将州治迁到了奉、姚、甬三江会合处的“三江口”，就是后来的宁波海曙区。从此，这个“三江口”，一直成为明州连同后来的庆元府、宁波府，以及后来宁波市的治所，连续时间长达1195年。宁波古城，的的确确是个千年古城。

    三江口成为明州州治后，州政府就对它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其中有两项工程由刺史新自挂帅，影响深远。


明州的这个地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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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工程，一个是由韩刺史亲自挂帅的子城工程。这个子城的位置是现在鼓楼步行街和府桥街那一带，鼓楼步行街的南端鼓楼和北端公园路，是子城的南北界限；府桥街的东西两座石牌坊，是子城的东西界限标志。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子城周围四百二十丈，环以水”，“设有东南西北四门”。子城自唐代建成后，是历代宁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在府桥街西牌楼下的西门这一带地块，一直为唐、宋、元、明、清的衙署，宋代为“节度使推官厅事”，元代为“平准行用交钞库”，明代为“察院行台”，清代的“督学行署”就在府桥街的66号，这是宁波古城现存的唯一古衙。子城不大，仅是明州政府机构驻地，老百姓只能居住在子城外面。可惜子城的城墙在元朝初期被拆除，后来一直没有重建。

    现在的鼓楼就是当时子城的南大门，是子城留存至今的唯一建筑。这个鼓楼与其它各地的鼓楼一样，主要是为了漏水计时、击鼓报时。在宋庆历八年（1048），新任明州鄞县县令、后来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的王安石，还为此楼新置的刻漏计时器，作了一篇《明州新修刻漏铭》。在这篇铭文中，这位初出政坛、踌躇满志的28岁王县令，表达了自己要像刻漏那样“勿棘勿迟”的决心。从他以后取得的巨大政绩来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谓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从自鸣钟发明后，古代的刻漏和更鼓报时失去了作用。宁波鼓楼也于1935年在木结构屋顶上增建了钢筋水泥钟台，放置了大型自鸣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西结合的鼓楼，确是别具一格。

    可能是韩刺史完成子城工程后，任期已到，功成身退了。而接任他的应彪也是个明州历史上杰出的创业型官员。应彪于唐长庆三年（823）挂帅开展了建桥工程，在州治东边的奉化江上，约在如今江厦桥这个地方，造了一座跨江大浮桥。这座跨江大浮桥当时是用篾索连接十六艘木船成排，再在木船上面铺上木板而成。因原址水流湍急，两年后浮桥南移至相当于现在灵桥所在的位置。这座浮桥的建成，有效地沟通了奉化江东西两岸的交通，极大地促进了州城向江东地区的拓展开发。据说在这座长五十五丈、宽六尺的跨江浮桥竣工时，恰巧老天显灵，彩虹腾空而起，因而取浮桥名为灵见桥或灵建桥，后简称为灵桥。

    “灵桥”之名深受老百姓喜爱，很快深入人心。宋朝政府曾改桥名为东津浮桥，而老百姓不但依然称其为灵桥，还不断将“灵桥”之名扩充膨胀。明州建起城墙在那里开了东门，便取名为灵桥门；上世纪二十年代宁波拆城建路，便将灵桥门到甬水门的那一段路取名为灵桥路；1936浮桥改建成现在的钢梁桥，还是延用旧名继续称新桥为灵桥；现在我们还把宁波方言较浓的普通话，戏称为“灵桥牌普通语”。

    灵桥是宁波历史上第一座跨江浮桥，要比后来英国人在姚江口建造的浮桥（即现在新江桥的前身）要早1039年，它对明州以至后来的宁波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如果说韩刺史的子城工程，让州政府有了办公场所，在三江口立住了脚，那么应刺史的建桥工程，则是指明了明州今后向东发展的方向。

    明州州治的迁移非常重要，这是明州乃至宁波发展史上由“农耕文明”跨越“港商文明”，直到现在迈向“海洋文明”的重要环节，而韩察、应彪均有开创性功绩。

    建于盛唐的明州，虽然在中唐建造了子城，可是还来不及建造州城城墙，唐王朝已进入了晚期。在经历了唐末地方势力割据混战的苦难岁月后，明州人民在刺史黄晟的领导下，于唐乾宁五年（898），开始建筑宁波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城墙，以保州治平安。这个唐建的明州城墙，基本上是沿着现在的东渡路、和义路、永丰路、望京路、长春路及部分灵桥路一线建造。由于地处三江口岸，东、北两面分别受到奉化江和姚江的阻碍，城池整体呈梨子状。为了与已建的子城相区别，称此城墙为罗城，也就是外城。

    这位出生在鄞县、成长于明州的黄刺史很了不起，他督造的明州罗城是“夯土砖包”的砖城，质量上乘，整齐美观，在当时处于十分领先地位。那时，闻名全世界的大都城长安，还是一座夯土无砖的土城墙；大唐皇帝居住的大明宫城，除了城门和城墙拐角处用砖砌筑外，其余都是夯土泥墙；历代级别都高于明州的杭州的城墙，直到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才开始在土墙外包砖，比明州砖城晚了260年。

    明州的罗城还很周到地顾及了城区管理设施的综合配置。在周长为18里的城墙上，不仅四周开设了十个城门，又在城西的望京门和城南的甬水门旁专门加开了两座水门，还在东面靠奉化江的城墙上增开了食喉、气喉和水喉三个闸门。这些都很好地形成了城内外的水陆交通和供排水系统。当时向城内供水主要靠城外西、南两个水系，南系自鄞江桥它山堰而来，经南塘河过甬水水门入城；西系自大雷及林村而来，经西塘河过望京水门入城。这两股水系入城后，通过日湖和月湖的储蓄，经过约有45条河流的沟通，流经城内各个角落，来到东边罗城上的三个闸门旁。这三个闸门，既能及时排污排涝，保证城内河流的清洁和水位的调节，又能控制海水倒灌，避免城内河水受咸潮污染，很好地保证了城内的用水质量。

    唐代建筑的明州罗城，加强了明州州城的军事防御能力，形成了明州城独特的双城管理体系，奠定了宁波古城基本规模，标志着明州城市格局的形成，三江口从此正式成为浙东区域的中心。